中評社香港4月19日電／德國《時代》周報時政編輯約亨·比特納（Jochen Bittner）日前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刊文：日本應學習德國與鄰國和解。文章摘編如下：
把日本與我的國家做比較，對於日本政府新近向鄰國發出的攻擊性的語調而言，肯定是一種充滿同情心的解讀。我在日本與許多日本官員交談之後，很難不產生同情。他們都說自己隻有一個願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70年之際，能夠像德國一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正常？這樣的想法乍看上去很謙卑，也很可以理解。但“正常”是一個棘手的概念，沒有哪個國家是真正“正常”的，即使是枯燥乏味的德國。而且在這樣的欲望產生的時候，成為正常國家（包括啟動軍事化進程的權利）可能會在東亞局勢的主要角色之間，造成不斷加劇的互不信任。
通過與日本官員和觀察家的對話，我開始相信，儘管兩國間存在許多差異，但德國的經驗與日本當前處境之間的相似之處頗有參考意義——畢竟正常化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要通過努力贏得的。
德國和日本在戰後之所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線是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在面對過去時，的確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東京的一位外交官員對我坦誠地說，日本公眾感受到了“道歉疲勞”，而多數德國人即使有這種感覺，也不會承認。
然而，要想取得長期的和平，總有人需要先行一步推動地區和解。而且沒有人比日本更有義務承擔這個責任。
與德國的相似性正是在這個方面具有參考意義。沒有人期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像德國勃蘭特在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所做的那樣，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下跪謝罪。然而正如德國在直面歷史的過程（也就是著名的“Vergangenheitsbew？ltigung”）中所學到的那樣，有力的象徵有時比事實更有幫助。
雖然一些日本學者的說法或許是正確的：中國宣傳部門誇大了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但要想化解事件產生的影響，最容易的方式卻是以令人矚目的方式永久地承認罪責。德國作為一個正式且相當正常的成員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堅定地銘記著納粹的暴行。
來自德國的另一個經驗是：要克制住譴責別人的誘惑，即使你看到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我曾問一位日本官員，為什麼日本政府沒有回應韓國總統朴槿惠提出的，仿照法國和德國的模式，成立一個委員會共同編寫歷史課本的建議，這位官員回答道，東京方面“沒有收到韓國政府針對這個問題的任何提議”。如果德國政府等待法國或波蘭提出達成和解的書面邀請，我這一代德國人可能仍然會相信，我們的周邊國家世世代代都是敵人。
實現和解既需要勇敢，又需要慷慨，而且必須要有這樣的願望。如果沒有和解，一個國家通往“正常化”的道路一定會遇到障礙——而“正常”的最佳定義或許就是贏得並享有鄰國的信任。和解是值得的，新的正常國家地位就是和解的回報。
相反的，製造問題、歸咎他人是歐洲在1914年發生的事。一百年後，東亞地區真的願意不知不覺地走上同一條道路嗎？日本比它的任何鄰國都更有責任對鄰國做出姿態，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要證明自己是一個正常國家，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局勢變得緊張時，保持冷靜。
（來源：大公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