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戰爭危機到來的時候，清廷手足無措，首先想到的不是怎麼自強自衛，而是乞求列強“主持公理”，幻想利用列強之間的利益矛盾制止日本。梁啟超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可謂一語中的。
四是政權買辦化，與敵暗通款曲。清廷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驚人的妥協性和軟弱性，不是一般封建統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釋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買辦性。
近代買辦化的封建政權與帝國主義列強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早已淪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代理人。甲午戰爭前，日本曾向中國訂購大米和煤炭。然而，當日軍打上門來，部下建議停止供貨，李鴻章竟以“訂貨在失和之先”為由，命令繼續供貨，將3萬噸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運送日本，“以示信用”。
五是軍隊腐敗，怯懦避戰縱寇。八旗軍進關後腐化墮落，連出操訓練都花錢雇人代替。在鎮壓太平軍中投機起家的淮軍、湘軍等只效忠主子，而不知何為國家。用國外大型先進戰艦武裝起來的北洋海軍，也是操練廢弛、貪污腐化、精神萎靡。這樣一支隊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軍隊建設上。
警惕日本重做“軍國殘夢”
一是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頑固性與反動本質。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滋生日本軍國主義的要素和土壤並沒有得到根除。
今天的日本與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驚人相似。面對經濟低迷，政治動蕩，社會焦慮，人心浮動的困局，日本有人本能地做起了邪惡的軍國夢。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估計和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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