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法學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當年冒險對重慶“打黑”作過一次全面調查，揭露“打黑”是無法無天、公權力無限膨脹、大搞株連、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迫害律師、脅迫證人、鉗制言論 。打擊企業家，就憑薄熙來、王立軍一句話，許多民營企業家就被打成黑社會頭子，資產被沒收，億萬富翁一夜之間變成階下囚，有的甚至掉了腦袋，製造了大量冤案。
所謂“重慶模式”表現在政治上，是唯我獨尊，權力不受約束，視下屬為家丁。表現在法律上，是把法律當工具，無視和隨意踐踏。表現在經濟上，是遏制私營經濟的發展與壯大，按官員個人意志安排和擺布經濟。這套“治國安邦”的手段，既不符合中國國情，又遠落後於時代，與整個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努力方向顯然背道而馳。
薄熙來以極具民粹的行事風格直接取悅民眾，以彰顯個人魅力和權威。薄熙來到重慶主政，重慶上上下下即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唱讀講傳”運動。《人民日報》稱之為“紅歌一唱，神采飛揚；經典一讀，智慧十足；故事一聽，明理舒心；箴言一看，百讀不厭”。薄熙來耗費大量公款唱紅，用專政手段打黑和黑打，殘酷壓制不同政見以及對“重慶模式”的批評，剝奪富人的財產……難免讓不少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對於父親曾被毛整肅的薄熙來而言，毛澤東只是用來贏得民意的強大符號，聲稱彰顯正義的打黑過程充滿了非正義，提供便宜住房的代價更是讓政府承受長期的超高負債。但是，“重慶模式”對中央權威以及意識形態構成了強烈挑戰。中央高層顯然認為，雖然中國的發展遇到了諸多矛盾和問題，但絕不可走回頭路，只能在進一步改革開放中解決矛盾和問題。而薄熙來在重慶演繹的故事，甚至一度有向其他地方蔓延的趨勢，讓中央高層深感不滿。從某種意義上說，認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就等於否定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就等於否定鄧小平晚年拯救中國的舉措。這也就不難理解，前任中央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人，當年不去重慶助威喝彩的原因。
如今，隨著“重慶模式”以及薄熙來時代的終結，李克強總理到訪重慶，顯然是對重慶新班子的認可和支持，“重慶模式”所留下的各種後遺症，還需要官方和民間建立更多的互信，來共同面對慢慢解決，重慶，也將在陣痛過後，重新上路，理性發展，漸漸成為大西南一顆璀璨的明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