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在《求是》發表文章也有稿費，與普通作者的稿酬標準一樣，目前求是雜誌社的稿費分兩個檔次，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點稿件是每千字150元。雜誌已經考慮要實行優稿優酬，不過在《求是》發稿的作者應該很少有人在意稿酬。
在《求是》發表的領導人文章特別是政治局常委的文章，肯定是排在雜誌最前面“要聞要論”位置，如遇到同一期雜誌發表兩位常委的文章，則以常委的排序確定稿件的排序。
十八大前，如果哪期《求是》要發表常委文章，新華社就要作為常委活動提前一天發消息通稿。十八大後，2013年1月1日習近平在《求是》發表文章的前一天，新華社發了消息通稿。但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求是》發表的文章，未見新華社有消息通稿。
曾經誤批“皇甫平”
《求是》創刊以來，所發表的文章大多緊隨中央宣傳口徑。但偶爾也有“不一致”的時候，不過都調整得很快。
一位退休的求是老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1991年，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發熱議時，《求是》雜誌公開批評過皇甫平，但很快就意識到批評錯了。接下來在關於市場經濟的討論中，雜誌社又收到了批判於光遠、童大林的文章，就沒再讓這些文章發表。
由於經常發表政策性文章，專家學者的理論研究性文章在《求是》必然會受到壓縮。求是雜誌社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盡可能地多發專家學者的理論性研究文章，2014年第八期就發表了政治學者俞可平的文章《沿著民主法治的軌道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求是》自2004年取消了廣告，至今沒有恢復，解釋是“黨刊要保持純潔性”。現在雜誌的封二一般是做典型宣傳，封三和封底會刊發藝術作品和攝影照片，由於雜誌的發行量大，很多地方都希望通過這些版面來宣傳當地的形象。
但在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部署下，求是雜誌社也開始進行市場探索，2010年與浙江日報報業集團聯合重組紅旗出版社，成為中央級出版社與地方傳媒集團聯合重組的第一家。此外，2009年，求是英文版創刊，2010年，理論文摘雜誌《紅旗文摘》創刊。
目前，求是雜誌社內部一些人特別是老人還有很濃厚的“紅旗情結”，幾乎每換一任社長或總編輯，總有人會提出來要將《求是》的名字改回《紅旗》。
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雜誌社下屬的“大地出版社”很快被更名為“紅旗出版社”。後來公開出版的《內部文稿》改名時，圍繞到底是冠以“紅旗”還是“求是”也爭論不休，最後定名為《紅旗文稿》。
（來源：《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