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亞洲要形成共同的安全價值觀，面臨三個挑戰：第一個挑戰是本地區的戰略互信。儘管周邊整體的關係正在改善的過程中，但整體而言，亞洲國家還是缺少戰略合作協議，對於安全價值觀的構建仍然存在分歧。第二個挑戰是社會穩定。現在亞洲的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一個轉型階段，但有些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卻沒有跟上，在這種轉型過程中怎麼進行管理，怎麼能夠達到一個政府、公司、社會團體和民眾的四元平衡，是各國面對的共同課題。第三個挑戰是經濟發展。目前亞洲的金融創新多是在互聯網的技術上，我們並沒有真正達到歐美的金融監管水平。在亞洲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分化、能源安全、金融監管制度落後等問題變得日趨嚴峻。
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在中國力量快速發展、成為地區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以及中國面臨的地區安全挑戰複雜化的大背景下，更要積極進行地區安全架構和安全機制的建構，打造影響地區安全的平台，發揮中國所提供的地區安全公共物品的品牌效應，加強我國塑造地區安全格局的能力。例如，中老緬泰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機制建立以來，對確保湄公河流域的航道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開啟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實質性、機制化安全合作的先河。目前看來，由於亞洲地區各國安全利益的差異性很大，安全格局呈現多元化和碎片化特點，因此很難建立單一的涵蓋整個地區的安全機制，所以應考慮在不同的次地區搭建不同的平台。
魏玲（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面對日益複雜的地區安全形勢，亞洲地區要根據“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安全理念，向著建設“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目標邁進。在領土、島礁、領海爭議等傳統安全領域上，地區國家要維護對話和磋商進程，增進地區成員間信任，共同維護地區穩定，加強第二軌道安全對話。
中國在上述問題上已採取許多負責任的行為。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一方面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另一方面啟動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磋商進程。與此同時，我們主動提出商簽《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在磋商過程中，積極開展和推動二軌安全對話，使我們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姿態更加主動、身段更為靈活。去年中國首次承辦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方倡議主辦首個東盟地區論壇預防性外交培訓項目，在《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工作啟動階段就引入二軌，這些都是二軌安全合作的重要舉措和突破性工作。
其次，地區國家要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積極推進合作，培育合作習慣與文化，構建合作架構，增進地區治理和提供區域公共安全產品的經驗與能力，重點加強災害管理、糧食安全、環境保護、流行病、海上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在這些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國可以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為地區人民創造實實在在的福利，增進相互認同；可以建設和提高我國地區治理能力，為運籌更核心領域或更大平台上的地區和國際治理準備條件；還可以通過相對敏感度不高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探索大國合作進行地區治理的路徑，比如中美在第三國開展聯合救援，中美合作應對地區疫病，中日韓合作進行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