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從這場追查“內鬼”行動來看,不難發現這地方的官場文化有著怎樣的價值錯亂。熊國劍不可能成為這種官場文化當中的英雄,只能成為“異類”。如果說,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使得年輕的熊國劍一度仗義執言,那也同樣是這樣一種現實,使得他數年間選擇“繳械”沉默,更是這樣的一種現象,最終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為官員“記者”的熊國劍的確是一個樣本,讓人可一窺某種劣幣文化的積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種不良現象太普遍了、太嚴重了,好像不良現象就變成了體制。其實體制內還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許有人會說,熊國劍在當地官場感到的孤獨,是一種局限,因為他還有輿論支持。但這不免失之矯情。要知道,使熊國劍淪為異類的畸形環境,恰恰是一種負能量的自我強化。
而要避免讓不良現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場規則內部,要讓熊國劍們不複成異類,關鍵在於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與民眾利益相同的共同體,找到法治的原點。
(作者:楊耕身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