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相關法案，不斷推動政治右傾化升級。
2001年10月，小泉內閣出台《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隨後提交日本議會通過。該法突破了《周邊事態法》中自衛隊對美支援的區域在“周邊地區”的限制，可以應美國要求隨時出兵，開辟了戰時派遣自衛隊的先例，進一步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安全戰略的重大突破。2002年4月，小泉內閣通過了所謂“有事立法”三大相關法案，突出強調了對首相權限的強化，表現出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有事立法”在日本國會眾參兩院均以近九成的贊成票得以通過，反映出日本的政治生態已發生重大變化，表明在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氛圍中政治右傾化的擴大。2007 年安倍首次出任首相時，就意欲出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等相關法案，力圖推進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進程，後因倉促下台未果。安倍重新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促成“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於2013年成立，賦予首相統領日本安保、外交、防衛等方面的重大決策權力。以此為契機，安倍政權全力統合國內各方面權力及資源，極力實現安保與防衛轉型，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和“武器出口三原則”，為發展軍力成立“國防軍”鋪路。
從當代日本政治發展過程來看，極端民族主義和政治右傾化有著相互關聯性，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民族主義特質日漸顯現。民族的“自我意識”是通過民族集體的認同實現的，認同作為民族和國家的建構過程，對於因戰敗“受損”並急於恢復“正常國家”形態的日本來說，祭起民族主義大旗就成了重要的政治手段。
後果
政治右傾化嚴重毒化著日本的內政外交，導致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泛濫，打破了亞太地區穩定、發展的和平局面
首先，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及錯誤觀點，加快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實際行動。安倍謀求“擺脫戰後體制”，讓日本人“對日本歷史、文化有一種驕傲感”的民族主義理念已經影響到日本的內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民族主義“政治訴求”，對於保守派新生代政治家來說往往是超黨派的。多數自民黨、日本維新會與有些民主黨國會議員等新生代政要在使得日本“擺脫戰後體制”、成為所謂“正常國家”方面有著共同話語和高度共識。尤其在涉及國家利益、憲法、防衛等敏感政治問題時，他們在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實現日美同盟的“對等性”、爭取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能取得相當一致的看法，表現出高度的“同質性”。以安倍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體常常把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與弘揚“民族精神”相結合，力求通過脫離戰後體制，實現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並在“爭常”、修憲、派兵海外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問題上，顯示出更為強硬的民族主義政治立場。
其次，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深刻影響日本對外關係及外交戰略。日本在謀求擺脫戰後體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日本的對外戰略目標。中曾根康弘在《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中提出，“作為國家的長遠目標，應該追求實現自我。這是以更為理想的方式生存，實現獨立，維護安全和追求基於國際責任意識的自我實現”。他將“國際責任”作為日本“自身的安全、獨立和生存”的要件，拋棄重經濟輕軍備的“吉田路線”，進行“戰後政治總決算”，確立日本政治軍事大國戰略構想，明確21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的長遠目標。日本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外交理念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右傾化日益明顯。日本的“正常國家論”主要指日本要在國際“安全保障”領域有所作為，發揮與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軍事大國作用。這是日本追求的國家最高層次的戰略目標。“正常國家論”謀求通過修改和平憲法，改變軍事上自我約束，“擺脫戰後體制”，力求重獲對外動用軍事手段的權利，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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