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4日電／5月底，英國駐港澳總領事吳若蘭與立法會5名反對派議員在官邸私會，力挺香港“真普選”，同時建議“泛民”不放棄提委會框架內的政治博弈機會，有向溫和派推介陳方安生之嫌。吳若蘭官邸私會前一天，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已會晤之，要求不干涉香港政改，未獲遵行。這並非“泛民”第一次尋求“民主外援”。今年4月初，“泛民”領袖人物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專程赴美求見美國副總統拜登，獲對港式民主的口頭支持。英美俨然成為“泛民”民主運動的假想基礎。
大公網評論，指港式民主的“外援模式”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從香港內部來看，部分本地精英在“心理”上並未回歸，“民主”成為他們與西方體系的共同語言和共同理想，成為他們想像的香港“西方”屬性的認同與特徵。之前末任港督彭定康訪港，有人打出英國國旗迎接，即為表徵。從外部來看，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撤退戰略歷來是“以退為進”，在港利益論隻是藉口，因為中英談判和香港基本法已對英國利益有足夠法制保障，未見顯著侵害；美國則基於其全球戰略，對中國的盯防日緊，除了鞏固軍事上的環太第一島鏈外，還試圖構築包括港台在內的價值上的民主第一島鏈。
港式民主的心理定位
於是乎，在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上，“泛民”與英美政治力量接觸頻繁。這一接觸固然在表面上為“泛民”争取了更大的國際支持，但卻實質性惡化了“泛民”與中央的政治信任關係。更關鍵的是，“泛民”隻能代表一部分港人，他們的行為同樣傷害了“愛國愛港”、真誠回歸的港人，撕裂了香港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整體性，破壞了民主的內部同質性原理。
英美是現代民主憲政的典範，但其政治與外交家卻經常罔顧香港法制地位，曲解港式民主性質。在“泛民”求見中，英美政治人物通常是原則性地宣示民主原理，無外乎：第一，香港要有真普選，不能有篩選；第二，香港政改要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第三，民主是一人一票。這些原理中，“一人一票”在香港政改谘詢中争議不大，在選舉環節實施“普選”已成為相關方共識，儘管美國的民主選舉系統也不是完全的“一人一票”。問題聚焦于“真普選”和“香港人民”這兩個關鍵概念之上。
“真普選”是“泛民”政治主張的最大一面旗幟，第三次商讨日又将這一旗幟聚焦為“公民提名”。“泛民”最激進的立場主張，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是真普選。這一激進主張曾援引國際人權公約為依據，訴諸“國際标準”，然而即使是國際标準也未将真普選鎖死在“公民提名”上。更何況，在基本法框架內，“公民”根本不是一個覆蓋全部投票權人的法律概念，嚴格的合法提法應該是“居民提名”。姑且承認“公民提名”的概念正确性，但“泛民”簡單訴諸國際法而罔顧作為國內法的基本法及全國人大決定，在法理上已不可行，所以才有泛民溫和派和大律師公會對“公民提名”的棄守。
民主運動激進與失序
然而，民主運動不成熟和失序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激進派裹挾溫和派，溫和派無法說服激進派。第三次商讨日和622公投就是港式民主激進化的表現，其終極形式是“佔中”對抗。罔顧法制的港式激進民主，其深層理念是一種沒有具體法制依託的“理想憲法”概念，這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鬥争藝術，應用在“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有時空倒錯之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