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回亂時期，清朝與俄羅斯關係相對穩定，保障了左宗棠出關平定阿古柏的糧食供給。新疆失地中最要害之處當數伊犁，是在同治回亂背景下俄羅斯占領的，左宗棠消滅阿古柏之後，俄國只交還了小半個伊犁。客觀說來，在那個天下大亂的時期，俄軍消滅盤踞伊犁的叛匪而占領伊犁，固然是懷有渾水摸魚侵吞領土之意，但事實上無論是對當地孑遺的漢、滿、錫伯等族人民，還是對當地普通穆斯林居民，都大大改善了他們的處境，因為無論沙俄統治如何嚴厲，其文明程度都是伊犁叛匪的伊斯蘭教法統治所不可比擬的。
抗戰前夕，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和解，蘇聯成為我國抗戰前期唯一的外部軍事援助來源；在法國政府迫於日本壓力切斷滇越鐵路、英國也中斷滇緬公路運輸之際，蘇聯一度成為大後方唯一的外貿通道。至於外蒙古，早在北洋軍閥與蘇俄敵對時就已經落入蘇俄控制之下，其“獨立”實在不能算作抗戰前夕中蘇和解的後果。
新中國成立後，美蘇全球性冷戰、美國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開始對華貿易禁運的現實決定了“一邊倒”是我國當時外交政策唯一可行的選擇，建立在抗美援朝勝利基礎上的“一邊倒”外交政策也為我國贏得了全面啟動工業化的機會。縱覽世界工業化史，當時蘇聯那種“手把手”式的對華技術轉讓和人才培養力度當屬孤例，這一點不因後來赫魯曉夫與我國交惡而掩蓋。
因此，歷史上與俄和睦、結盟並沒有惡化中國當時的處境，而是改善了。至於在中俄交好結盟關係結束之後會不會吃虧，主要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實力和意志。左宗棠能夠收複新疆，索回伊犁，靠的是徐學功石河之戰擊敗俄軍的勝利，以及左宗棠大軍面對阿古柏侵略軍時表現出來的戰鬥力；美國在雅爾塔會議出賣中國權益和外蒙古“獨立”，原因是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觸即潰失地千里；中蘇交惡後中國能夠堅持獨立自主，基礎是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的工業基礎、黨和政府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毛澤東主席堅強的領導。現在，中俄綜合國力對比可能正處於《尼布楚條約》以來最有利於中國的狀態，2012年中國GDP（82270億美元）等於俄羅斯（20220億美元）的4倍多，[1]現在優勢進一步拉大，我國幾乎所有民用製造業都領先於俄羅斯，落後於俄羅斯的製造業主要只有部分軍工產品。在這種狀態下與俄羅斯走近，國人實在不必太缺乏自信。我們要做的只是準確判斷自己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最大利益之所在，並決定能夠為此付出的代價，畢竟任何合作只有互利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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