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國的領導小組制是歷史經驗，也是國際慣例。在需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深入推進改革的重要關口，習近平更加倚重領導小組的力量，也是歷史和現實邏輯的延續。
稍加分析，不難發現，習近平領銜的小組，是中國當下最急迫要改並且最難改的領域。財經改革、國家安全、網絡安全、軍隊改革等，無一不是急難險重。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領銜多個改革小組，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的改革真是到了生死關頭。正像習近平在上任不久考察改革開放前沿廣東時所表述的：“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從經濟領域入手，逐步放開社會和政治活力，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發展。但同時，也積累了很多矛盾，在近些年正逐漸顯露出來。用中共的話來講，就是容易改的都改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進入深水區。
在這點上，總理李克強深有體會。
前不久，中國坊間傳聞李克強因為國務院係統的慵政懶政震怒地拍了桌子，指責底下各部門推諉塞責，“政令不出中南海”。作為中國經濟的大管家，李克強深知中國的經濟依然處在市場經濟的完善階段，必須捋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所以，李克強上任伊始，便大力推動“簡政放權”，但實施一年多以來，阻力重重。連國務院也在6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間接承認“不少政策措施落實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顯”。從權力的牙縫中奪肉，談何容易？龐大的官僚機器在保證國家正常運行的同時，也在不斷因循守舊，消磨改革銳氣。
這就是習近平推進深改面臨的“嚴峻生態”。他所面對的敵人，是不適應時代的體制，是中國龐大管理者中的腐敗分子、懶惰分子，還有更難捉摸和根治的幹部作風問題。他要不斷與這些事情作鬥爭，同時還要團結起更多他的同事，一起努力向前。
比如之前多年未能突破的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在習近平視察北京，召集三省一把手開會後，實現了突破性發展，京津冀一體化方案預計6月底出台。由此可見，在棘手的痼疾上，依靠總書記的政治影響力推動，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習近平擔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是個人的擔當，也是時勢的要求。作為小組長，習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責任人，榮辱成敗一肩挑。
這個是中共政治迥異於其他國家的地方，中共長期執政地位，決定了這個政黨和他的總書記永遠是中國的第一責任人。不像多黨制執政的國家，上一任執政黨留下的爛攤子可以甩手給下一個政黨收拾，中共不行。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政治責任是最最重要的……沒人承擔責任的話，那你的政治制度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恰恰來源於老百姓的口碑，所謂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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