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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6月22日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現在一些防礙經濟發展的要素，並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是在改革當中發生的。下一個30年的改革，要更多回到常識中，將一些基本經濟制度落定，不要來來回回反覆改。
據財新網報道，周其仁6月22日出席“搜孤財經夏季峰會”時稱，一些簡單的經濟問題，沒有那麼複雜。改好放在那裡，就會資源配置，剩下市場的變化，相對價格變動就能做決定。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2.3億流動人口，其中約2.1億是居住在城鎮的農村人口，龐大的流動人口帶來的問題之一是閑置的農房如何處置。
在周其仁看來，這個問題從常識出發很好解決，“你的房屋你做決定，願意留就留，願意租就租給別人，願意賣就賣，賣的時候出價高的人優先考慮”。
但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時增加了一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文件規定，農村村民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不得轉給本村以外；2008年住建部《房屋登記辦法》又重申：申請農村村民住房所有權轉移登記，受讓人不屬於房屋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房屋登記機構應當不予辦理。
“這就把很多資源再組織再利用的機會卡住，”周其仁稱，這兩個關鍵障礙都不是計劃經濟時代下的產物，都是改革中形成的。
1998年前，涉及農村土地轉讓與否的問題，曾有一個重要的憲法修正案，即1988年為解決外商進入中國如何落地的問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轉讓，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指定。1990年，國務院頒布《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但直至今日，農村集體土地如何轉讓的相關條例卻沒有出台。
“政府的地是可以賣的，但政府獲得土地的環節卻沒有引入市場機制，”周其仁稱，土地問題分叉了，形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政府一手徵地一手賣地的情況，“很多問題，像社會矛盾、資源配置、公正、群體事件衝突等，都跟這個分岔有關。”
他稱，中國農村一直有房屋流轉的習俗，到改革之後才有明確性、否定性、禁止性的法令出台，對改革要斟酌，不能把任何變動都叫改革。他認為，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與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相衝突。
周其仁稱，城市化不只在中國發生，而是在全世界主要文明社會裡都發生的現象。最普遍的經驗就是保護財產權，包括使用、收益、轉讓，“這是基本的經濟制度，要給它落下來，然後不要來來回回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