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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及其影響，受到人們廣泛關注。 |
中評社╱題：東亞安全形勢變化與台灣當局的政策選擇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近年來，東亞安全形勢正在發生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重要變化。這一變化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台灣當局也對之表示關切，並著手進行了若干相應的政策調整。值得重視的是，台灣當局的政策調整，主要是試圖利用這一變化，緩解台灣日益嚴重的被邊緣化的處境。但事實表明，台灣當局的政策調整，對於緩解台灣嚴重的被邊緣化處境成效甚微。因為台灣在東亞和更大範圍的嚴重被邊緣化處境，根本原因在於，兩岸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對比，在大陸明顯強大後已達到非常懸殊的程度，國際形勢變化和台灣進行政策調整，都已不可能有所緩解減輕。台灣當局的政策調整，在充分表現他們對台灣被嚴重邊緣化的焦慮感的同時，還顯示了他們面對東亞安全形勢變化，進行政策選擇的明顯錯誤。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是台灣當局唯一正確的選擇。
東亞安全形勢變化與中國
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中，東亞一直保持相對的和平穩定，這是東亞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具活力地區的重要有利條件。但近年來，東亞安全局勢正在發生，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重要變化。不僅由於出現明顯的局部緊張，東亞局勢有所動蕩，而且中美兩個大國的實力對比、國際影響的消長變化在東亞更為明顯，正在對東亞安全形勢產生深刻、複雜的影響。
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及其影響，受到人們廣泛關注，甚至有人認為東亞已進入中美的“准冷戰”，或“新冷戰”。但事實表明，東亞安全形勢正在發生重大、深刻的變化，甚至是格局性變化的開始，而且中國也確實是這一變化的主角之一，但這一變化不是甚麼“准冷戰”、“新冷戰”的開始，而是全新的多極化格局在東亞，甚至在世界的新階段。
從上一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冷戰時期，儘管美蘇爭奪的重點是歐洲，但東亞卻屢屢發生熱戰，從而成為冷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上一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直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前的近二十年中，在世界各重要地區因受兩極格局瓦解的強烈衝擊，而陷入持續動蕩的同時，東亞卻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為東亞各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以及地區合作的不斷推進，創造了重要的有利外部環境。但是2010年以來，東亞開始出現較明顯動蕩。主要是，中日、韓日關係因歷史問題、領海及島礁主權歸屬爭議而嚴重惡化；中越和中菲關於南海的領海及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明顯激化。更引起人們關注的是，2010年以來美國高調推進亞太戰略調整，同時積極插手上述與中國相關的爭端，支持中國的對立方，從而使這一調整明顯具有了針對中國的內涵，也使一些人認為東亞進入了中美的“准冷戰”。2010年以來，由於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引發的中美關係變化，是東亞安全形勢變化的核心內涵，也是中日、中菲、中越關係惡化的重要外部推動因素。但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不僅沒有根本改變，1972年以來四十多年中逐漸形成的既競爭又合作的中美關係，反而在實際上更強化了這種關係。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明顯強化了中美競爭，這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人們很容易理解；但這一調整最終也將強化中美合作，則是隨調整的推進最終將出現，並被人們認識的事實。因為在四十多年的競爭、合作中，中美之間早已形成了不可能改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競爭強化的同時，不僅合作必然繼續存在，而且合作對競爭的補償效應將日益顯現。事實已經開始顯示中美這種競爭與合作不僅同時存在，而且開始出現同步強化的局面。
實際上，近幾年既是中美競爭明顯強化的時期，也是中美合作發展較快的時期。作為中美合作最重要“短板”的中美軍事合作，正是在這幾年得到長足發展，即是重要表現。中美競爭與合作的同步強化，從根本上決定了，東亞沒有，也不會出現“准冷戰”或“新冷戰”。至於中日、中菲、中越關係的惡化，則不僅只具有局部影響，沒有也不會導致東亞出現“准冷戰”或“新冷戰”，而且關係的惡化都將不是長久的。中日關係惡化，是三組關係中最嚴重的，而且惡化的原因最複雜、深刻。但中日關係的惡化不僅沒有，也不會導致新的中日戰爭，而且儘管可能需要較長時間，中日關係終將回歸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至於中菲、中越關係就更將如此。總之，儘管出現了明顯的局部動蕩、緊張，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東亞形勢的和平發展主流。
在近幾年的東亞安全形勢變化中，中國佔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中國一直是對東亞安全形勢有最重要影響的國家之一。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鞏固地居於世界第二位的變化，作為中國明顯強大的標誌，可以說直接推動了東亞這一輪安全形勢的重大變化。正是從2010年開始，美國高調推進亞太戰略調整；中日關係嚴重惡化，以及中菲、中越領海及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加劇。在深層次上，這些都是在中國明顯強大的背景上，相關國家與中國的競爭更加激烈的表現。同時，通過更積極地與大多數東亞國家建立不同名稱和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政治、經濟、安全關係更加緊密；通過更積極地參與和推進APEC、RCEP，以及10+1、10+3等與東盟的政治經濟合作，中國在地區多邊合作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最近舉辦的亞信峰會上，習近平提出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的新亞洲安全觀，充分展現了中國將在地區安全合作中發揮積極、重大的作用。顯然，隨中國綜合國力持續、較快增強，中國在東亞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領域的作用和影響日益擴大。但事實表明，中國並不是追求傳統的所謂大國領導地位，更不是所謂的霸權地位，而是在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不稱霸的基礎上，爭取發揮推進地區各國友好合作、實現地區和平發展的更重要積極作用。這是一種全新的大國作用，一個時期內還難以被人們理解、接受。但假以時日，在中國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國全新的大國作用終將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
明顯強大的中國在世界上，首先在東亞將發揮更重大作用是必然的。這已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以及作為中國鄰國的東亞國家的高度關注。各國對於中國明顯強大後的政策走向，及其對自己影響的判斷各不相同，因而各國的對策也各不相同。從總體上看，這些國家基本上都認為，中國明顯強大對它們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因而它們的對策也基本上都是把握機遇、防範挑戰。但由於各國與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很不相同，各國各自的戰略目標不同，以及各國執政者的理念和心態不同，所以各國對於中國明顯強大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判斷與對策各不相同。日本最為突出中國明顯強大對自己的挑戰，其一系列對策直接導致了近年中日關係嚴重惡化。但即便這樣，日本仍然企圖把握、利用中國明顯強大帶來的機遇。所以，主要由於中國明顯強大引發的近年東亞安全形勢的主要變化，不是所謂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新興的德國與守成的法、英之間爭奪霸權鬥爭嚴重激化的再現，而是多極化格局在東亞形成之初，必然發生的磨合，甚至混亂。多極化格局作為全新的國際關係模式，在其出現之初肯定有一些國家和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因而磨合是必然的。但隨著新格局的成熟和鞏固，人們肯定將逐漸接受、認同。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一種說法，即東亞國家將“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這一說法不準確、不嚴謹，但卻表現了國際社會對於在東亞開始形成多極化格局某種程度的朦朧認識。
東亞安全形勢變化中的台灣及其政策選擇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其發生和發展又都有深刻的國際背景。1949年以來的六十多年中，國際環境，首先是東亞安全形勢的多次重要變化，都對台灣問題，特別是對台灣當局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影響。歷史顯示，面對東亞安全形勢的變化，台灣當局對於變化及其對台灣影響的判斷是否正確，即是否符合客觀事實，不受主觀意願左右，以及在此基礎上做出的政策選擇是否正確，即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持續性，對於變化中的台灣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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