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創立萬科，到今年剛好三十年，在熟悉他的朋友們的眼裡，他與他創立的這家企業似乎走上了兩種不同的成長路徑。就萬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從很早就試圖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來治理企業的中國公司，因這一偏執的堅持，使得萬科的經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現出非常鮮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卻沒有恪守以績效主義為“根目標”的西方經理人文化的傳統，十多年前開始到處爬山，近年來又把大量時間投注於公共事務，在他的身上散發出的是傳統中國士大夫的那種家國氣質。
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定義，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在職業活動之外，以‘知識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參與上應擔當“介入的旁觀者”的責任。阿隆的這一定義出現在二戰之後，一度引起過非常大的爭議，而今已逐漸成為一種共識。事實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業家階層中符合阿隆定義的人也非常罕見，僅有的少數人都出現在媒體界和金融界，如亨利•盧斯、索羅斯等人。相反，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則湧現過不少類似人物，如民國的張謇、盧作孚、丁文江、陳光甫等等。這一現象似乎從來沒有被認真參照研究過。
在“底線與榮譽”的演講中，王石用親身經歷向同為商業人士的聽眾們提出了一些有關底線的感想與建議，它們包括：
——我說自己不行賄，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賄，時間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線就出現了；
——我們在中國是底線的事情，在美國你是必須要這樣做的，你這樣做了之後，你會發現一切很容易；
——堅持底線會馬上見效嗎？不能。但是你堅持底線，你堅信這個市場是規範的，是成熟的，它一定會按照規範、成熟地來對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車被偷了，再緊急，也不能偷別人的自行車，這就是底線；
這些大白話，說出來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這些話，並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這也是很多人去聽王石演講的原因。
最後閑話一件連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底，“笨笨紅燒肉”風風火火地鬧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國各大報刊娛樂版頭條，王石的朋友們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島度假，恰巧馮侖也在，他漏夜趕到我下榻的酒店，坐下來只問了我一句話：“你說王石還能回來嗎？”
我記得那夜的海浪聲很大，我們的交談急促而沒有著落。現在，馮侖的問題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線的人，遲早都能回來。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