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9日電／日前，深圳龍華新區觀瀾辦事處“3億村官”張建東被停職調查。此前他被舉報侵佔集體土地，並圈佔土地搶建違建9棟樓，房產資產超3億元人民幣，每月僅房租收入就超過50萬元。
新華社報道，數據顯示，中國約60萬的行政村裡，有數百萬農村基層幹部，由於一些村幹部存在作風不實、辦事不公、以權謀私等問題，引發廣大農民群眾強烈不滿。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小村官、大腐敗”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獨特現象。
深圳市龍崗區南聯社區“村官”周偉思曾被舉報擁有20億身家，最終坐實涉案受賄金額高達5000萬元。他在庭審更是直言，500萬元對他來說只是“一般的數目”，他都記不清自己有沒有收過。
“村官”是執政黨的“末梢神經”，雖然頭啣不大、地位不高，卻擁有廣泛的權力觸角，涉及房屋拆遷、徵地補償、惠農補貼、集體資產處置等領域，這也由此成為不法“村官”們的斂財之道。
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工作被提升到治國理政的新高度。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5月17日，陜西省紀委通報9起村幹部涉嫌違紀違法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犯罪的已移送司法機關；6月9日，江西省紀委通報會昌2013年以來查處的損害群眾利益，影響惡劣的9起基層幹部貪污腐敗典型案件；7月2日，廣東省紀委通報9起近期查處的農村基層幹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件，涉及土地轉讓、徵地補償、毀壞農地、農村公共經費等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不同領域。
中共反腐，上無禁區、下無死角。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加大力度打擊“群眾身邊的腐敗”，反腐利劍直指違法亂紀的村官群體。
在中國幹部職務序列中，“村官”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官員，也不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因此，對他們的監管約束制度也不像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管那樣完善，存有監管機制的“真空”。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村民享有監督村委會的權利，甚至可以集體罷免村官，但是村民大多不懂如何行使權利。”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胡學相分析說，不少村民因擔心舉報村官腐敗而遭到打擊報復，往往選擇忍氣吞聲。
曾備受海內外媒體廣泛關注的“烏坎事件”，便是因當地村官腐敗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兩年多前，這個擁有上萬人口的村莊，村民自治成了實質上的“村官自治”，長期選舉走過場、辦事一支筆、報賬打白條、台底做交易，把村民蒙在鼓裡。最終，在廣東省工作組進駐烏坎村，重新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烏坎事件才告一段落。
中共在嚴懲的同時，也在致力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框架，將村官權力裝進籠子。
2013年12月19日，廣州市紀委參照現行國家工作人員的具體做法，率先制定《關於加強和規範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出國（境）管理的意見》，將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納入公安機關出國（境）登記備案防偽統一管理，出國（境）證照須上繳統一保管。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已有一些地區開始強化建設“村務監督委員會”，此舉被認為是完善村官監管體系的重要環節。
作為廣州最早探索村幹部治理的試點，位於廣州郊區的九龍鎮在城市開發過程中，曾備受“小官大貪”問題困擾。如今，九龍鎮已經在28個行政村建立起村務監督委員會。監委會成員由差額選舉選出，主要職責是監督黨務、村務公開和財務管理。其享有專門工作補貼，獨立於村兩委，並接受鎮紀委指導和考核。從此，村裡大事不再是“村幹部說了算”。
權力不分大小，“小村官、大貪腐”折射出權力不受制約的巨大危害。全國政協委員施耀忠說，“老虎”、“蒼蠅”雖有大小，但本質相同。管住今日的一隻“蒼蠅”，就可能是消滅一隻明天的“老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