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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海麟 |
中評社香港7月27日電（作者 鄭海麟）針對美國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事務和近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提出的“三不”主張（即：一，各方不再奪取島礁與設立前哨站；二，不改變南海的地形地貌；三，限制針對他國的單邊行動），使南海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當局應改變思路，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中國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分層次地對待南海島嶼爭議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 “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認同某些學者的論點，即當前中國的南海政策應當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首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者適度的讓步與文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島嶼爭議糾紛。
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南海諸多島嶼爭議中，與越南的糾紛是南海問題的焦點或曰主要矛盾。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專案，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 “共同開發” ，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作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基於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國大力介入南海問題及日趨緊張的局勢，中國學者特別有必要仔細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戰後美日等國對東南亞各國採取的立場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有必要研究其他類似解決海域爭端的國際法案例以及外交實踐，為政府有效解決南海問題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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