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共的“施惠政策”，從這一份“白皮書”來看，北京為了在1997年之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可以說盡心盡力，仁至義盡，其目的在一方面維持面子，另一方面垂範台灣。所謂維持面子，就是香港在中國人自己管理下，依舊繁榮、發展，在早些年確實見效，然而長期的施惠不僅不符合施政成本，而且也容易被視為當然，則邊際效用必然遞減，結果就必然形成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不正常的依賴關係，即施惠者受制於受惠者的顛倒現象。施惠者不得不長期地“給”，而得不到禮貌性感謝，而受惠者則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僅不感激還要回頭指責施惠者，在大陸開放自由行的問題上表現的最為突出。因此，施惠的必須由受惠者去爭取，去努力，由受惠者去珍惜優惠政策，而不是片面給與必須在施惠之中，逐步追求平等交易，公平互惠。之後治港之道，首在北京放棄“面子”的羈絆，回歸正當的管理，反思香港以往繁榮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人為支撐其發展，而在於利用其經濟地理的戰略優勢，作為中西之間的介面。如今中國大陸自己邁入現代化的征途，則香港的經濟地理的戰略位置也在轉換調整，所以北京對香港的協助應是從全球化的趨勢，尋找香港的新經濟位置，則香港的繁榮與發展就具有了未來性，有了這些，則香港部分激進的反對作為，就失去其社會基礎。香港人士也必須注意到“一國兩制”的維護不是大陸單方面的負擔，同時也是香港的責任。從1997年迄今，香港的發展，已經證明了北京的“自制”。如果香港對維持“一國兩制”的方法，只是以抗爭來突顯“一國兩制”的危機，以港獨去對應北京的施惠，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則結束“一國兩制”的活力和生命的，可能不是北京而是香港。假如香港的精英以正面參與去豐富“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實踐，反而是展現“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的新生命，更重要的是陸港雙方可以經由對“一國兩制”的共同參與，建立必要的互信，則香港可以在互信的實踐中探索民主的途徑，北京也樂於從香港的“政改”中，吸取大陸“政改”的參考。總之，香港各界精英如果認定“一國兩制”是香港的較優選項，則必須思考與北京相向而行的可能性，“一國兩制”才能開花結果。而將“白皮書”的出檯，視奪帶有政策實踐總結的意義；一般而言，北京還是肯定了“一國兩制”這些年實踐的成就，而且也承諾繼續推行，只是有了“全面管治權”的伏筆。看起來，下一個廿餘年，決定了2047年之後的“一國兩制”，是否繼續運行的關鍵的時期，香港人士必須從“白皮書”讀出這一層意義，更好地去維護和發展“一國兩制”。
其三，至於“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絕大多數都認識到香港和台灣的差異性。因此，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結果，對台灣沒有垂範功能就是必然的，邏輯的結論。然而香港和台灣也有其相似性，從地理位置來看，都存在於中國大陸的邊緣；從規模來看，相對都是小的經濟體；從意識形態來看，都是反共親西方的意識形態；但從解決的手段而言，都堅持採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分歧；特別從未來看，雙方都必須在全球化趨勢下，尋找新的位置，此一尋找都脫離不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所以香港“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其主要的重點不在於香港的穩定繁榮，而在於“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為一個國家之下，兩個互不信任的敵對社會尋找一個相互包容的制度，共存共榮，相互促進。假如北京在香港議題上，最終使得香港精英願意共促“一國兩制”的成長，則在方法上，對兩岸關係的和解必然具有垂範意義。
以“一國兩制”的原旨解北京、香港的焦慮
香港回歸已經十七年了，對北京、對香港而言，雙方都跨過相互小心翼翼的禮貌階段，而進入“視為當然”的階段，在此一階段北京和香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就被突顯而且會因為視為“當然”，而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與衝突。
對北京而言，北京會發現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發展似乎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和強大的阻力，外在環境日趨複雜。許多國家都對中國大陸採取了多手策略，意圖破壞中共想把握的和平戰略機遇期，遲滯中國的崛起，所以形成了中國崛起速度，與中國的麻煩遭遇成正比。同時中共領導人解決內部矛盾的有效性，也和周圍國家和地區的挑釁成正比，這樣的結構變化，或少衝擊到北京解決台、港、維、藏這一層次問題時心理的淡定性。從這一層次來看待“白皮書”，應該說，北京還是很克制的。前面說陸港關係已經進入“視為當然”期，因此，北京對香港部分激烈人士的挑釁，會認定是“裡通外國，演變中國”，不體會大局，欠缺民族大義的嚴重錯誤，而白皮書的敘事方式，基本仍以說法、說理為主，然而，還是掩不住內心的焦慮感。
對香港而言，香港的焦慮在經濟上衝突性的繁榮、社會上矛盾性依賴和戰略上未來性的迷失。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香港以往的榮景是建立在自由、法治的統治下，成為華人社會一個獨立的地區，而今日的繁榮主要是依靠中國大陸的扶持。此一繁榮的物質基礎，表現在社會層面一種無法拒絕中國大陸的施惠。特別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香港不僅無法擺脫類似的依賴，而且對比大陸的深圳、廣州和上海，香港的優勢不斷地消失，大陸的產品已經不需要香港這個“前店”的服務，在金融業的經營上，又開始遭逢上海，這個老對手。除此之外，香港長期以來沒有國家意識，反共價值和輕視中國大陸的基本心態，如今都必須重新調整，難免存在調適快慢，或且不能適應的問題。如果香港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沒有辦法尋找真正位置，與廣州、上海作出區隔，支持香港未來的繁榮與發展，則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物質基礎有越來越弱化的現象。香港對此感到焦慮，從而企圖在政治上強化“兩制”差異，突顯香港的自主性。然而香港的激進人士將“行政層級”的“一國兩制”，上升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層級的抗爭，在本質上就誇大了“一國兩制”的解釋，有些人甚至挾洋自重，自然不可能得到北京的回應。
其實北京是“一國兩制”的原創者，北京對“一國兩制”的關心程度必然不低於香港，然而北京對香港的關心，應該不能只停在回歸後，香港的繁榮和發展層次。因為維持香港的繁榮發展，不一定需要“一國兩制”，但是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展現自己的生命活力，這才是北京真正應該關心的層次，。換言之，北京在面子和裏子都打敗西方“香港已死”（The end of HongKong）的預言之後，應該將注意力轉到“一國兩制”作為一種國家學理下，創新的制度，“一國兩制”如何真正展現其制度的生命力。
“一國兩制”之所以可能延長的生命力，是因為源於她是從中國自身的行政文化中，所形成的可能性。在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中，是以天下為對象，所以對於統治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民，原本就有“因俗而治”“因民而治”“羈縻之制”種種辦法，以體現“和而不同”“統而不一”的治理藝術。當然當今的情勢、形勢和傳統中國的統治大大不同，而內在精神依然相通。如今的香港如果能協助北京，使得“一國兩制”從政策升級成為制度，所謂“制度”從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首先有法律的依據，包括憲法、基本法的保障，又為近廿年的經驗積累，形成一套運作規範。如果再能加上，著眼2047之後，“兩制”之間繼續互補的機制，例如，香港和上海之間，打造新型的都會論壇，建立深度而多元合作的關係，共同打造亞洲金融中心；香港和廣州、深圳等串聯為全新的大都會聯盟體共謀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由於彼此的制度不同，區位不同，資源不同，與外在的聯繫也不同，因此這樣的合作、聯盟不僅不可能真正趨同，反而因為合作與聯盟，其差異將更為突出。這才使得彼此般合作和結盟更為鞏固與牢靠，需要使關係更親密；反之，如果合作的、結盟的城市因為彼此的合作，而越來越趨同，則合作的城市之間就有可能從互補變成競爭。對香港而言，城市的合作、聯盟是面對全球化，提升自我競爭力的重要方法，有了競爭力，自然增加了“一國兩制”的穩定性。是以，香港精英對“一國兩制”的焦慮可以理解，但是問題的解決恰恰不是向北京挑戰而能爭得什麼，而是香港能與內地城市合作時，自己有些什麼，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
結論
假如說2047年之前，香港的“一國兩制”源自於北京的自制，則2047年之後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化，則有賴於香港對“一國兩制”的積極和正面的參與與付出。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新制度的典範，其成功的意義在於，中國人提供了人們在一國之內，意識形態相異的政權，不僅可以相互存在，而且相互借鑑。
在一國之內，經濟社會相異的制度，不僅可以相互交往，而且相互合作。
在一國之內，在值價相異的體制間，不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建立合作。
在一國之內，各種不可調和的差異，都可以在相向而行的合作中，強化自主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8月號，總第2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