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頤年堂開會，討論制定第二個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提出要在當年追加基建預算20個億。這個冒進的想法當即遭到以周恩來為首的大多數同志的反對。他們認為追加預算將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城市人口劇增等困難。但毛澤東堅持己見，在沒有獲得通過的情況下，一怒之下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立即找毛澤東面談，解釋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預算的意見。此話更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竟生氣地甩開周恩來，拂袖而去，以至突然決定離開北京去外地考察。
在以後的一兩年時間裡，毛周的關係處於十分微妙之中，周圍的一些同志也能明顯感覺到，毛澤東對周恩來耿耿於懷，他曾經多次找話題聲色俱厲地批評周恩來。1958年在南寧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差50米遠了！”矛頭直指周恩來。1月13日上午，毛澤東拿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寫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把周恩來和陳雲找到面前，咄咄逼人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周恩來明顯感覺到毛澤東是在為兩年前追加預算的事嫉恨，於是不得不多次在公開場合設立題目作檢討，並處處擺出謙恭和誠懇的姿態，而他的內心卻非常苦悶，並由此平添了許多白發。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甚至流露出由柯慶施取代周恩來的打算，用當時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緊接著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幾次大會講話中，屢屢稱讚“柯老”，而周恩來和陳雲則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進當眾檢討。在大會結束後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與譚震林、李井泉成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自知有口難辯，為顧全大局，於是在1958年6月9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委婉地提出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一職。這使大家十分震驚，以鄧小平為首的眾多政治局委員紛紛表示反對，認為目前沒有必要調整總理的職務，只有毛澤東沒有表態。於是，周恩來得以繼續留任。但從那後，再也沒人見過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反駁過毛澤東的意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總是能夠把毛澤東的意見和實際情況加以綜合，運用十分得當的辦法和措施加以執行和落實，並及時向毛澤東匯報，基本都是讓毛澤東感覺到，他的意見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實。然而，那畢竟是一些具體的策略和辦法，在遇到如“文化大革命”這樣重大的決策時，周恩來已經無法控制，並且根本無法左右毛澤東的意見了。
試想，如果周恩來能夠繼續堅持正確主張，在重大問題上敢於和毛澤東唱些“反調”，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可能避免，我國的經濟建設就可能不會走那麼多彎路。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周恩來真的那樣去做了，他這個總理可能也做不到那個時候，毛澤東不會給他機會，在當時僵化的黨內機制中，周恩來靠個人是無法左右毛澤東的。因此他後來的“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和“審時度勢”，當屬無奈之中的明知之舉。
所以，當親身經歷過這些事件的鄧小平在總結黨的錯誤教訓時，深刻地指出，我們黨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其根本原因是黨的機制出了毛病。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和崇高威望，使他漸漸地脫離了監督，而黨內的民主聲音也由於這種機制被壓制和扼殺，因此導致後來出現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偶然的了。（黨史縱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