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順說，在中英談判時就有主權與治權的爭論，治權就是管治權。當時中國政府就明確提出，1997年中國政府恢復行使的是包括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
他表示，香港基本法規定有些權力由中央直接行使，有些權力由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對於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法律基礎。試想，如果中央沒有全面管治權，又怎麼可以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呢？
他說，白皮書講中央的監督權力，完全沒有超出基本法的規定，沒有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規定之外提出新的要求，更沒有收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從白皮書發表後的反應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具有監督的權力，這項原則不是講多了，而恰恰是講少了。”
張榮順說，中央一直強調“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不能割裂。“一國兩制”中的“一”和“兩”加到一起是“三”，也就是說，“一國兩制”這個概念講了三件事，而香港社會有些人只強調“一制”，只講三件事中的一件事，即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去講“一國”，也不講“兩制”中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還要把香港的“一制”凌駕於“一個國家”之上，這是很有問題的。
對於香港社會一些人總是拿普通法來說事，張榮順說，我們不否認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下，可以用普通法的方法來理解和解釋基本法，但如果要用普通法來規限基本法，甚至用“普通法”三個字排斥“一國兩制”下的新憲制秩序，排斥、削弱中央的管治權，這是不能被允許的，也是行不通的。
他說：“普通法已經有上千年的發展歷史，它能夠延續下來，關鍵在於它能夠適應不同的環境，與時俱進，這也是‘一國兩制’下保持普通法制度能夠行得通的主要依據。”
張榮順說，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事，當前最主要的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白皮書中明確提出了制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的原則要求，指出了普選制度必須兼顧的各種價值，這對於正在處理的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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