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3日電／數年前採訪一個在北京舉辦的台灣少數民族抗日展覽，一位北京觀眾十分驚訝：“台灣那時不是日本的嗎？他們也抗日啊？”在台北，台灣抗日誌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邱淑女告訴記者：“人稱中國抗戰8年，其實對台灣來說，從1895年算起，扎扎實實抗日50年。”台灣民意代表、泰雅族人高金素梅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如果從1874年日本攻打牡丹社算起，我們原住民族抗日71年。”遠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侵略擴張的觸角已伸向台灣……“當我們把那個時期的一些老照片拿到部落里去展出的時候，老人家們淚流滿面，多少年過去了，那些個痛還在他們的心裡，雖然他們平時不說。那有多痛啊！”高金素梅說到此處眼泛淚光。
《人民日報》報道，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50年的抗日曆史，分武裝抗日、非武裝抗日、赴大陸與軍民並肩作戰三個階段。——摘自台北舉辦的抗戰勝利特展“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特展”今年7月7日至8月31日在台北舉行，展覽設在台北市中山堂。這座日本人為紀念裕仁天皇登基而建的“公會堂”，在落成9年後便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地。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其二樓的“大宴會場”舉行，此廳從此被稱為“簽字廳”，後改名為“光復廳”，“公會堂”改名“中山堂”，10月25日也成為台灣的光復節。
為了這一天，台灣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展覽顯示，從1894年到1915年，台灣人民武裝抗日期間，日軍動用大炮、毒氣彈實行“三光”政策，並瘋狂抓捕抗日民眾。僅“噍吧哖事件”，日本殖民者就處死台灣民眾866人。
武裝抗日遭到殘酷鎮壓後，台灣文化界號召“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通過辦刊、組黨、請願、向國際聯盟控告日本殖民政府等途徑，維護中華傳統文化，反抗日本強力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其間蔣渭水、蔡惠如、林幼春、蔡培火、王敏川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相繼被捕入獄，王敏川獄中留下“莫笑書生受奇禍，民權振起義堪尊”的詩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同胞奔赴大陸戰場，李友邦組建台灣義勇隊，丘念台領導東區服務隊，台灣抗日團體“台灣革命同盟會”1941年在重慶成立，蕭道存、蔣碧玉、鐘浩東、李南鋒等台灣的“好男好女（侯孝賢根據他們的故事拍成電影《好男好女》 ——記者注）”歷盡險難到大陸作戰，直至迎來1945年的抗戰勝利。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凝聚起來的一代抗日愛國主義者，不少人因為對國民黨當局的失望而嚮往“紅色祖國”，在上世紀50年代遭到白色恐怖的殘酷肅清，他們的名字連同那段抗日曆史長時間沉入無聲之中。——台灣作家藍博洲“有一回和鳴（鐘浩東，1940年攜妻從台灣到大陸參加抗戰。——記者注）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但和鳴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做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大罵道：‘無禮！清國奴！’”這是台灣作家藍博洲所著《幌馬車之歌》中的一段回憶。鐘浩東，這位充滿理想主義和犧牲氣概的愛國知識分子，歷經抗戰鋒火迎來勝利回到家鄉，卻倒在國民黨當局白色恐怖的槍口之下，他的名字長時間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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