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2日電／在21世紀的國際大事件中，“9·11”毫無疑問是里程碑式的一起，它對美國民眾的安全觀念、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世界的安全形勢產生了直接影響。在13年後的今天，再次審視後“9·11”時代的美國，關於這一事件的記憶猶在、影響猶在、反思猶在，但必須承認“9·11”並沒有“深刻”改變美國，特別是在國際戰略、外交政策等外部性方面。
《南方日報》刊文稱，後“9·11”時代，美國將反恐列為國家優先戰略，誓言要瓦解、驅散並最終擊敗“基地”組織及其同盟和追隨者。兩年前，“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美國國務院發布報告稱“基地”組織已陷入“難以逆轉的”衰落。這應該算是奧巴馬政府最為榮光的時刻。但實際上，恐怖主義的腳步並未因此停下，相反正變得更加危險和恐怖。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地”組織分支機構得到空前發展，每個分支都在尋找機會打擊西方利益；二是“伊斯蘭國”“博科聖地”等極端組織異軍突起，它們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展，攻擊性進一步增強。與此同時，大部分美國人的安全感並沒有得到提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上周聯合民調顯示，高達47%的受訪者認為現在的美國比“9·11”之前更加不安全。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反恐正在陷入“越反越恐”的尷尬局面。
美國為何會陷入反恐泥潭？不是說美國對於恐怖組織的打擊不給力，而是抵不過更多恐怖組織的產生和壯大。換句話說，美國只強調反恐，卻沒有深刻反思恐怖組織的生成原因。恐怖組織的生成當然有其自身原因，但在某些情況下也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和戰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就拿近期讓美國頗感頭疼的“伊斯蘭國”來說，其發展壯大的過程與美國的伊拉克和敘利亞政策就緊密相關——在奧巴馬鼓吹為“中東政治現代化的成功典範”的伊拉克，因為美軍的匆忙撤離和伊政府對遜尼派的持續打壓，給了這一遜尼派極端組織起死回生的機會；在美國一度宣稱要幫助反對派推翻巴沙爾·阿薩德政府的敘利亞，這一極端組織不僅得到了美國提供的援助，而且經過戰爭洗禮後戰鬥力越發強大、思想越發極端。如果考察一下美國與中東的關係，就會發現有許多後來的敵對者都曾是美國支持、幫助過的國家或派別。
“9·11”雖然改變了美國的安全戰略，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並沒有改變。比如“領導世界”的國際戰略，奧巴馬在今年5月底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更是將“美國必須永遠（處於）領導（地位）”設定為底線。沿著這條戰略出發，美國早已習慣在外交政策上打兩手牌：一是充當平衡手角色，誰強壓誰、誰弱幫誰；二是在全球推銷所謂“民主”和“人權”。但這些戰略和政策選擇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其要打壓、干預的國家或組織勢必不買賬，矛盾和衝突因此變得不可調和，對美國的不滿和對立因此不可避免。更為不堪的是，美國有時候只是扮演一個破壞者的角色，沒有擔當起重建者的重任。這在伊拉克、利比亞、烏克蘭等問題上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樣的戰略和政策選擇，難免滋生恐怖主義，難免會針對美國。
9月10日晚，奧巴馬在白宮發表講話，全面闡述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的戰略，宣布將對其實施“系統的”空襲，包括對該武裝在敘利亞境內目標採取行動，以求將其“削弱”並最終予以“摧毀”。以這樣的方式拉開紀念“9·11”十三周年的序幕，多少帶有一些諷刺的意味，也難怪美國民眾會感到更不安全。美國是時候反思自己的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了，假如不做出深刻改變，“9·11”遇難者的鮮血或將白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