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馬習會之後如何進行兩岸“深水區”的政治談判，包括“中華民國”的定位與“憲法”的存續，以及軍事互信台海安全的維護、對美軍購與國際外交等問題，馬政府須有更深層的規畫，否則恐將陷台灣於紛爭的境地。
馬習會的實現在於兩岸政府、政黨能否“解放思想”，首先，馬政府其實不必堅持在APEC的場合，若在APEC中舉行馬習會，則APEC的議題必然失焦，對APEC其他會員國領袖而言，也會產生情何以堪的困窘，利弊相參，孰輕孰重，應謹慎評估。
就大陸而言，最在意的是在國際場合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若大陸對“中華民國”的存在有更寬闊的解釋與界定，相信馬習會必能水到渠成。何況自1911年即成立的“中華民國”及其“憲法”，與“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並不扞格，而李登輝所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對兩岸的政治定位與未來發展，都有前瞻性的藍圖，若能以國統綱領做為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基礎，馬習會是必要的進程。
無論喜不喜歡都須面對
就在野黨而言，無論喜不喜歡中國大陸，都必須理性面對崛起、壯大的中國，以過去的冷戰思維面對大陸，將自外於國際社會與多數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故而對馬習會與否，實不必僅抱持為反對而反對的立場，甚至應以審慎樂觀的態度，參與或支持馬習會的進程，因為，政黨輪替已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常態，一旦民進黨再次執政，馬習會之後的和平紅利才可永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