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冬表示，除了勸返，移民法遣返、引渡、借助國外司法力量異地追溯等方式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並且隨著我國國際執法能力的增強，實際上追逃追贓的成功案例越來越多。近幾年跨國追捕行動帶回的，有潛逃境外14年的某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原行長餘國蓉、中國海運(集團)韓國釜山公司原財務經理李克江，還有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河鬆街支行原主任高山等。
防逃：還有那些難點和漏洞亟待解決？
專家指出，儘管“獵狐2014”海外追逃行動已經取得重大成果，但仍然有一些追逃難點及現行的法律法規和制度設置的漏洞亟待突破。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目前境外追逃還存在不少難點，首先在境外辦案，難免受制於當地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工作程序乃至風土人情。大多數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境外生存的條件，出逃行為有預謀，出境後變換身份，出逃地點沒有規律可循，這就給辦案人員的抓捕工作帶來很多未知困難。其次，境外緝捕不同於常規出國考察，緝捕人員需要在發現線索的第一時間開展追捕，因此建立一條緝捕人員出國出境工作的快速通道是非常必要的。
在制度設計上，現行法律體系還存在一些制度“漏洞”需要填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際警務執法學院副教授張惠德表示，按照規定，官員職位越高，出國審批手續越嚴格，很多地方官員因公、因私護照都要求上交。但在許多外逃案例中，“一人多證”的情況較多，主要就是躲避“國家工作人員因私出國(境) 報備制度”。此外，“裸官”問題也曾經在我國較為突出，許多人一有風吹草動隨時就可以外逃。中共中央不久前通過的《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完善從嚴管理幹部隊伍制度體系，強化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治理“裸官”，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專家還指出，我國還亟待建立更順暢的國際司法合作機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志軍表示，一些外逃人員得以長期躲藏在美國、加拿大等地逍遙法外，是因為中國和這些國家要麼沒有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要麼就是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司法存在偏見而難以落實，應該逐漸補齊國際反腐敗合作機制中的短板，借此理順相關機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