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陳健民則指“佔領行動已經不再屬於任何組織”。作為“佔領中環”最重要的組織者之一，此言明顯在為一旦出現任何香港社會難以接受的暴力衝突，包括出現惡性事件甚至出現某種意外死亡，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的組織者們都可以借此推卸責任，因為“佔領行動已經不再屬於任何組織”。一旦出現嚴重事件，他們一是可以說與己無關，二是會與背後的外國勢力以及反對派勢力，利用輿論機器將責任歸咎於香港特區政府。
第三，朱耀明“帶領集會民眾高叫‘梁振英下台’、‘撤回方案、重啟政改’”，更直接暴露了外國勢力支持下的所謂香港激進民主派，目標是奪取香港特區的治權，讓外國勢力的代言人上台，讓作為特區的香港脫離中央政府的控制。
很明顯，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給外國勢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奪取香港治權，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門檻，這就迅速引起了某些外國勢力的焦慮恐慌。
激進反對派之所以不顧多數港人的反對迫不及待地推動“佔領中環”行動，其實是危機感十足的表現。也正因為如此，幕後外國勢力和前台組織者採取了孤注一擲的動員方式，力圖通過誤導民眾參與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迅速影響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迅速控制話語權，迅速拓展反對派的政治生存空間，甚至企圖迅速催熟一種由反對派左右香港治權的政治土壤。。
首先，如果接受全國人大就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相關決定，就意味著他們多年扶持的反對派勢力，將長期無緣於特區行政長官的問鼎，這將使外國勢力費心費力費錢支持扶植香港反對派、試圖控制香港治權的多年努力長期落空，這是令外國勢力及其支持的反對派勢力產生焦慮與恐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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