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把促進“非”民主國家的人權作為核心外交政策，通過物質援助、經濟制裁、軍事行動、多邊外交等方式促進他國的民主化，史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對多米尼加、烏拉圭、巴拿馬和菲律賓等國的民主化有重要作用，對葡萄牙、智利、波蘭、韓國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有促進作用。但後來的資料顯示，美國協助他國建立民主的記錄似乎不很成功。
有人研究，20世紀美國協助建立民主政體的16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日本和西德獲得成功，格林納達和巴拿馬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算為成功，但格林納達只是10萬人的小島國，巴拿馬人口也不到300萬。其餘12個國家，除了阿富汗尚需時間檢驗外，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民主改造都遭到失敗，在海地和尼加拉瓜等國，民主改造的失敗導致更殘忍的專制政體的出現。近年來，泰國、埃及、利比亞、烏克蘭的問題，可以證明民主並非靈丹妙藥。
德國總統高克說，香港青年應當從柏林圍牆倒塌的群眾運動借鑒。其實，兩者不具有可比性：東西德的分離不具有正當性，民眾抗命是正當的；“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具有正當性，抗命就不正當了。東德嚮往西德的民主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但“一國兩制”已保留了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了。英國沒有給香港民主普選，中國通過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賦予了，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保障，但“佔中”卻不要香港基本法。
如果香港青年聽德國總統的話，就要了解當時東德與香港情況的差異，結束“佔中”。香港的“公民抗命”不但背離了“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還背離了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於現行法律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憲法程式，並遵照本公約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值權利。”換句話說，對香港基本法已有明確規定的內容，只能按香港基本法辦事，並無他途。但“佔中”卻要求連國際公約也沒有的“公民提名”來要挾，豈不是亂來。
（來源：大公網；作者：宋小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