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5日電／10月1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就像是一列開足馬力全速奔馳的龐大列車，向著現代化進程呼嘯駛來，既有傲人的成績，也有速度衝擊同時帶來的問題和隱憂。此時，能主動回頭看，慢下一味衝鋒的態勢，不僅求快而更求穩，回望我們民族一路走來的過程，從中尋求成敗教訓、總結得失經驗，古為今用、借古鑒今，這是一種非凡的胸懷智慧，一種成熟的治國方略，正是中國文化中所說“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體現，能把握一種不過激又不保守的適度原則。
光明網報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學問體系分為了經、史、子、集四部，大體來看，經是指儒家典籍，史是指歷代史書，子是指諸子百家，集是指文學藝術。經為綱，因為“經”這個字本身就有恒常不動的意思，中國歷史中的治國者、理政者，在主體上皆以儒家經典思想為指導理念，因此史部中所記錄的歷史風雲、朝代變遷，也就在以事實說話、在以史料佐證，反映著歷朝歷代對於經部的理論運用情況、得失成敗教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的，“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蕩的深刻教訓。”這種對於歷史的重視、對於歷史的學習，是中華民族歷來的傳統。
古代的治國理政者，十分注重總結歷史、以史為鑒，很多出色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史學家，比如司馬光，北宋宰相，官歷四朝，主持編纂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而唐太宗說“以古為鑒，可知興替”，《晉書》說“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韓詩外傳》說“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這都是在表明，要以歷史的前車之鑒，作為當今的後事之師。
事實發展也印證著，對於歷史的態度，影響了一朝興亡。比如同樣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大地、統帥華夏政權，元、清兩朝對於歷史敬畏心的截然不同，就導致了家國發展的大不同。元代蒙古政府，從主觀感受出發，否定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思想道統，取消科考制度、重劃職業等級、歧視儒學教化，使這個外來政權在中華大地上怨聲載道、難以久存，不到百年便轟然倒塌，因為它完全割裂了歷史，成為沒有根基無法長生的浮木，興也忽焉，亡也忽焉。而清王朝在考慮穩定社會的問題時，便充分借鑒了元朝的失策，修前史，崇漢學，使這個異族政權基本順延了中華民族主體文化，一統天下268年。雖然，並非歷史的就是要承襲的，並非本土的就是要恪守的，但是發展必須要立足於歷史，正如創新必須要來源於傳統，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治理，也都要對待好它的傳統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