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認同運動發起人的觀點，過去一個月的發展已經是完全脫離原有的“劇本”。原來的“劇本”是只讓參與過“商討日”和簽署承諾書的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不能參與，臨場加入的成年人要“即場宣誓”。當發生暴力事件時，運動即時中止，參與者自願接受拘捕和刑責。
真實的情況完全相反：大量未成年人參加，暴力衝擊接二連三，運動的目標竟“退化”為要與政府對話。警察被偏頗輿論影響沒有果斷執法，參加者沒有被捕，犧牲的是數以百萬計的市民。
廣告有一位網上作家說得好，公民抗命原來的概念是以“最大化個人犧牲換來最大化大眾福祉”，現在剛剛相反，是參與者“最小化個人犧牲為大眾帶來最大的痛苦”!
佔領行動早晚會結束，它能否帶來所謂“真普選”已經毫不重要。但它為社會帶來的遺害卻是長遠的，令人痛心的。首先，它為年輕人灌輸了“佔領有理”的概念。先不論它的違法本質，這種“我為了你爭取權利因此有權剝奪你的權利和利益”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與專制無異!它顛覆了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以尊重別人權利為基礎的遊行示威自由。肆無忌憚的建立路障以阻止警察清場，阻礙政府人員上班，暴力攻擊警察，已經與其他地方推翻政府的行為相似。第二，運動變成不受領導和指揮，邁向無政府主義的暴民政治。香港有作家以“木馬屠城”病毒來比喻已“植入”反抗意識的人，他們會反抗一切權威包括運動組織者，可謂一針見 血!教科書上的學術概念包括“公民自主”，“直接民主”，原來只是烏托邦式的美好想像，一旦落實到欠缺責任感的群眾，或被搞事者乘虛而入，即馬上失控，一發不可收拾。
也許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這一切源於對“民主”一詞的混亂概念。香港要為這個“好東西”付出多少撕裂的代價?這個既有社會運動的激情又有“公民抗命”的不妥協特質的騷亂究竟把香港帶到何處?托克維爾所說的“煽動家”，在香港不止一個，也不止三個，但這是他們不能迴避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