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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衆對法治的尊重大幅下降將深度影響香港的未來 |
中評社╱題：香港末日論會否成為現實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香港市民的“防疫針”
於“佔領”剛開始時，香港市民的反應很混亂，同情者有之，中立者有之，慢慢下來，中立派已經陸續蒸發，而同情者也越來越少，更越來越沒有話說。反“佔領”的市民，則一天比一天壯大。人類的適應力的確很強，除了“佔領區”附近的商鋪和交通運輸的業界叫苦連天之外，一般市民開始慢慢習慣了這種新現實，交通時間預長些，早點出門，生活基本上正常。這樣一來，“佔中”這戴耀廷心目中的“大型殺傷性武器”和“核彈”，於事到臨頭卻只達到微型不便手段的效果，反而成為反對力量尾大不掉的沉重包袱，只有幾個騎虎難下的少不更事小年青，還以為繼續“佔領”是他們跟中央和特區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因此，我看着不少市民很焦急地希望能通過禁制令，逐步清除“佔領”道路的障礙物，開通道路時，心情不免有點矛盾。市民的焦躁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們今天可見的損失基本上都屬於暫時性質，我們所看不見的損失，包括對法治和警權的損害，中央和特區政府威信和期望的磨耗，年青一代的蠱惑，只會更嚴重和長遠，也只會逐天增加，心痛如割。但是另一方面，到了今天，“反佔路”已經成了香港市民的共識。這共識只會隨著“佔領者”繼續賴著不走而一天比一天增長和鞏固，並且逐漸形成公憤，這等於為香港市民打了“顏色革命”防疫針，對於之後的撥亂反正，絕對有幫助。
即便是這樣，誰也不會忍受現時的不正常狀態長期持續，在香港成了“新常態”的。因此誰也知道，“佔領”行動一定會結束，而不管中間有任何變化，這場外部勢力籌劃已久，全力推動的“顏色革命”註定會以失敗告終。但是上邊提及的種種惡果，也將毫無疑問地必然遺留下來，並且長期發生作用。現在看來，因為特區政府和員警不敢斷然清場，“佔領”行動結束的方式，很可能會是通過法院頒發禁制令，障礙物被清除，“佔領者”作象徵性的拖延和抵抗，無疾而終。刑事事件民事化，執達吏而不是員警成了主角，中間沒有出現顯著的暴力，也只有少數人被拘捕。
這一結果，表面看來是和氣收場，皆大歡喜。實際上，卻引致無窮後患，因為今後各種野貓式的“佔領”行為，將成了反對勢力的新常規武器，動不動就祭出來使用。這對於政府和受影響的市民來說，是成本很高的事情，但對“佔領者”來說，卻是低成本，低風險的作業。“佔領區”將繼遊行示威之後，成為香港旅遊業的另一條風景線。
無可諱言，反對勢力惡搞到今天，已經肯定會使到反對派政黨和政客大量失票，如仍繼續幹不得人心的壞事，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必將大敗，2017年特首選舉更不可能問津。根據以往中外經驗，目前支持反對派的“黃絲帶”群眾，於挫折之後，大部分很快都會心灰意冷，不再熱衷政治，甚至不出來投票。部分聰明的反對派政客將會溫和化，接受特區之上有一個中央政府，和這政府是由共產黨掌權這憲制事實，以爭取到時已經買少見少的中間票源。種種原因不能或不想走溫和路線的反對派，就只可能放棄議會路線，以不同方式作議會之外的鬥爭，最後以萎縮、消失告終。這個過程，起碼十年八載，人事經歷幾番新之後，才能完成。
司法主導會否出現
這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中間，有幾個重災區一定要處理。
第一個即時要面對的是整個法律系統。這個普通法的子系統，於回歸十七年之後，還是處於消化不良狀態，未能成功學習如何與內地的大陸法系統在“一國兩制”之下共存。香港的法律界，從教授到法官，大部分都有意識地抱著“倚法拒共”的心態，以我為主，目無中央，成為“無皇管”的“獨立法律實體”，與中央平起平坐，前終審庭大法官李國能最近的發言把這態度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在大律師為主體的公民黨事事尋求司法覆核的影響，社會中各種爭議都要由法官做裁決，而法院也樂此不疲，來者不拒，司法系統得以不斷擴權。這次“佔領行動”明顯違法，而發起人身為法學教授的戴耀廷雖然鼓吹“以法彰義”謬論，也不得不承認違法，並且聲稱將會自首投案。但積弱已久特區政府卻偏偏不厲行執法，員警在違法的“佔領區”中還要接受非法“佔領者”的管理，並且阻攔市民自發清除障礙物。受害市民逼於無奈，要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好不容易成功申請，但員警依然不敢協助執行。到最後，還得要由法院明令指明員警可以協助，員警才敢準備配合。這樣一來，行政部門等於自願把它手上的管治權拱手奉給司法部門。司法主導，“法官治港”之局於此全面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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