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來，港英急迫推進政制改革的目的，不僅在於通過引入直選，將香港社會引向“政治化”，而且在於將立法機構“去建制化”，從而改變行政主導的條件和特質。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央要求香港延續行政主導體制。在建制方面，取消了行政局改為特首行政會議，取消立法局改為立法會。但回歸後的立法會改革卻明顯趨向“去建制化”，其中政治委任的席位逐漸減少，最終全部廢除。
伴隨著立法會的“去建制化”趨勢，香港的政治生態在過去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與西方代議制相比，香港特首在競選時需脫離所屬政團，因此當選後，在缺乏委任機制情況下，難以在立法會獲得充分支持。伴隨這種不平衡的政治生態，港府的各項施政出現強烈掣肘。比如，根據香港發展局的最新信息，一項涉及重大水上基建的工程預算經歷立法會五次會議仍未審批，而由於立法會內部拉布行動和不合作運動，未來兩年港府每年基建支出減少將超200億，嚴重打擊整體經濟增長和就業。
在一個遍布“否決者”的體制中，如何貫徹行政主導，又如何回應民意？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行政主導體制，重建行政主導並不意味著要開歷史的倒車，重新回到委任制或由小圈子參與的時代。而是需要更多政治智慧，要擺脫單一的政改思維，在堅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條件下，圍繞如何改善立法會與特首關係，如何加強精英在體制內的有序輪替，如何更好地吸納社會意見，以及如何提高有效決策能力等具體政制設計，結合實際推出一攬子改革計劃，逐步提高行政主導的質量，作為擺脫危機並推動香港穩定發展的突破口。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樊鵬，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