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層面來看，“安倍經濟學”尚未帶來日本國際競爭力的增加，相反目前顯示相反的結果。首先，由於日元貶值接近50%，日本的國際經濟實力實際縮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3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為1.5%，在上調消費稅後，2014年預測為0.9%，這說明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絕對值會上升。但換算成美元，2014年日本的GDP估計為4.8萬億美元，幾乎是中國的10.4萬億美元的一半。2010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經濟總量，僅僅四年中日經濟規模出現了一倍的差距。日本的人均GDP今年可能降到26位，而20年前是第三位。不是說日本變得絕對貧困了，而相對貧困確是事實。
第二，由於寬鬆的財政政策和公共資金的投入，據《日本經濟新聞》的數據，安倍政權成立後兩年時間內，國家債務增加了41萬億日元，公共事業、文教、國防等支出都增加，2014年7月至9月之間GDP的增長中公共投資占了50%。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保障不斷膨脹。政府提出的基礎財政支出要在2020年度實現盈餘，但沒有提出具體辦法，很有可能2020年仍然有13萬億日元財政赤字。即使增加消費稅以及提高年金支付年齡到70歲，也達不到財政狀況平衡的目標。
4月增加消費稅以後兩個季度連續負增長，現在日本銀行的辦法是國債完全由日本銀行購入，將利率壓低。但是個人消費並沒有變化，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1.0%，這同政府的2%目標有很大的差距。儘管如此，安倍內閣決定推遲消費稅增加的時間，國際評級公司穆迪將日本國債的信用評級從Aa3降到了A1，低於中國，韓國。雖然這不會對日本政府目前的融資構成大的動蕩，但國際擔憂會增加。
如何從分配利益到分配痛苦
從過去兩年的成績表看，“安倍經濟學”似乎仍然寄希望于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時期的舊發展模式，來解決新的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似乎希望讓人們回憶起過去日元匯率低，出口就會增加，就業擴大，收入增加的好日子，公共支出的增加會帶來就業的增加和地方經濟的振興。上述做法體現了自民黨在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期採取的利益分配型民主主義，但現在看來傳統辦法似乎並不奏效，過去兩年內日本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沒有增加。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11月日本一家大型材料公司與波音公司簽訂了1萬億日元規模的碳素纖維合同，但生產基地將會在美國，投資額為1000億日元。豐田汽車海外生產份額從2008年的50%增長到了65%，日元雖然貶值但並沒有看到回日本建新廠的想法。2014年就豐田在北美建設了兩個新的工廠，規模為年產60萬台。日本的主要商社也正在日益變成“獨立于日本市場”的跨國公司。
這說明日元貶值不會讓這些企業重新回到日本，因為更大的市場在海外，而不是原來的海外勞動力廉價原因讓他們決定留在那裡。政府還希望通過降低公司稅讓日本企業和國際企業來日本投資，但是僅僅稅率的改革，而沒有其他制度的改革很難吸引投資。結果很可能是日本跨國企業回不來，外國企業設備投資不願意來，而日元貶值導致日本股市價格便宜而吸引那些國際遊資進入，而這些短期資金並不產生就業，相反帶有不安定因素。
結構改革方面雖然有不少的舉措提出，但是似乎這支最重要的箭並未射出。70歲至74歲之間老人自己的醫療負擔比率從10%增加到了20%，但是這些對於日本改善財政狀況杯水車薪，據估算10年後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將達到150萬億日元，考慮到目前日本政府舉債1000萬億日元，達到了GDP的兩倍，比希臘更加嚴重，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已經不能夠再拖，但是這樣的改革需要觸動占人口比率近三分之一的老年選民的利益，政治家們始終希望他們的接任者來做這些不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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