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黨，要解決好的是精英的素質。精英的素質，決定了一個執政黨執政的水平，乃至執政的時間。
素質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夠官至省部級，很少不是靠著自己的才幹，走上這個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問題。而所為德，既有政治倫理，也有私人倫理之分。政治倫理，用黨內語言來說，就是黨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對黨忠誠，是不是為官有位且有為等。私人倫理，這是整個官場最大的問題。
而私人倫理的涵養，離不開一個好的家庭。所謂修身，才能齊家，才能治國，才能平天下，這本就是傳統治道。這也是習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在於儒家很好地解決了私人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對接，化家為國。中紀委在發布令的通報之前，有兩個鋪墊，一個是申維辰，一個是金道銘，均被“雙開”的理由中有一條，便是“通奸”。換言之，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私人道德就已經有虧了，還怎麼談做官之道？這是中紀委以這兩個作為令“落馬”鋪墊的原因。而反觀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敗，令政策、令完成、令計劃等相繼落馬，是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的一個反面。
所以說，破而後立，反腐，不僅是為了震懾，更是為了重塑政治生態。
一個名叫計劃的有變，但中央的計劃並沒有改變，這是這一屆執政集體的歷史使命。其意義就在於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倫理，讓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員，借國之重權斂財、弄權，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養政治生態的重要一環。這才是令案，對於整個官場，乃至執政黨，最大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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