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反對和打擊恐怖主義是可以講策略的。我們注意到，西方多國領導人和主流媒體在評論《查理周刊》事件時，都刻意突出了“對新聞自由的支持”。我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
西方的新聞自由是其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的一部分，也是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在全球化時代，當西方有關做法同其他社會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時，西方應當有緩解衝突的意願，而不宜以自己的價值為中心，以零和態度推動摩擦升級。
西方在全球輿論場上占有絕對優勢，西方與非西方的對話往往會搞成西方的單方面宣講。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有意見時，大多都沒力量將其向世界有效傳播。西方具有能力向它們不喜歡的社會實施“話語暴力”，西方一定要對此有所認識，克制使用自己的這一“軟權力”。
西方不斷因為漫畫或文藝作品與伊斯蘭世界產生摩擦，後者的受傷害感是真實的。即使西方認為自己的新聞自由沒錯，照顧對方的感受也比無視對方的感受更值得倡導。很難想象全球化是一種價值觀的絕對擴張和勝利，以這種信念對待全球化必將致自己於無窮無盡的衝突之中。
說所有這一切，都絲毫不影響我們譴責巴黎恐怖襲擊、堅決反對用暴力來解決文化衝突的基本態度。恐怖襲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原諒的。同時我們認為，不激化其複雜背景中的敏感元素將是智慧的。怒斥巴黎恐怖襲擊不一定非得要由支持有爭議的漫畫來加以表達。全世界的主流輿論都站出來力挺巴黎，這令人鼓舞。西方如果對文化衝突元素的闡述更溫和些，關照非西方世界絕大多數人的感受，將是一份有尊嚴的回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