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強在回應時強調，律政司會一視同仁根據證據及法律處理“佔領”案件，包括有否充分證據支持合理判刑及入罪機會，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作為律政司完全明白到，若不依照法律證據檢控，可能對社會發放錯誤訊息，以為違法沒有後果，對香港法律有負面影響。我再三強調，律政司會一視同仁，不會因為要就政改向反對派拉票而有絲毫考慮。”
袁國強指出，“特赦”不適用“佔領”行動，“‘特赦’無論在法律觀點或實際運作上，都不適合及不符合整體利益。律政司在決定每個檢控個案時，會詳細考慮社會利益，由於有關‘佔領’檢控有別於一般檢控工作，我們會適時交代就‘佔領’的檢控處理。”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其後突借題發揮，稱中央“改晒政制規矩”，包括由“三步曲”改到“五步曲”，又“不符合國際標準”，違反“公義”，又稱“公民抗命”與“基本違法”有分別，但律政司竟全部“唔敢出聲”，要求律政司交代未來會如何“捍衛法治”。
袁：“抗命”絕非答辯理由
袁國強反駁道：“好可能劉慧卿議員所講的‘公義’與法律有偏差。在香港憲法及法律機制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最高權力機關所作的決定，除非有更高權力機關推翻決定。一日未發生，在法律角度是要遵從（有關）決定的。”
他並強調，所謂“公民抗命”並不是法律的答辯理由，“可能仍然是學術爭議的思想及哲學觀，但不能作為犯法後答辯理由，劉議員應該好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