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的官員
“以前一年給個兩三千塊錢,今年徹底不給了,你能說什麼呀?”在伊金霍洛旗公安局辦公樓裡,一位民警向記者抱怨稱,自己和親戚凑了幾十萬元,放給了一個朋友,但現在卻不能逼要這筆錢了。
像這位民警一樣,在危機爆發之前,在鄂爾多斯經濟增速迅猛的過去,大量新啟動的項目,需要資金支持,而公職人員特殊的身份,是資金市場中最好的信譽。狂熱時,人們需要投親靠友,才能把手裡的錢放出去,而借貸方是很難拒絕一個官員的。
在2011年之前,人們生活在蜜糖般的甜美想象裡:由於之前幾年中,財政收入從400億元接連增至近800億元,當地政府不斷修改著未來的規劃,僅城市人口一項,便從100萬變為200萬,這種官方預期直接導致房地產、城建熱,借此吸引來的大量外來人口,也讓官方、民眾進一步深信這種規劃是對的。
修更多更好的路,建更多更好的房子,大量項目上馬,大量資金湧入,銀行、信托、基金爭著拿錢出來,彼時民間資金一度處於劣勢,好在過快的速度中,有大量手續不完備的項目,需要非正規的資金來源,民間借貸的平均利息升至3分(即一元錢一月利息為三分,年息合計為36%)。
“我名下放出去幾百萬元,但實際上只有十幾萬元是我自己的,其他都是我們家親戚找過來,他們沒有門路,或者說人家嫌數量少不要,或者給的利息低,但我是公務員,那就不一樣了。過去爭著放出去,生怕放不出去,現在是要不回來。”一位當地煤炭系統人士告訴記者,他在2008年和親戚凑齊資金給了一位地產商,但對方現在卻以他是官員為由,並不打算還錢,甚至在酒後暗示,如果逼急了,就會向紀委舉報他。
當他向親戚解釋這一窘境時,有親戚則笑稱也要舉報他,因為他不還錢。“欠你錢的,應該還錢給你的,要舉報你;你欠他錢的,和你要錢的,更要舉報你。橫竪逼死你。“
記者在2012年即核實一位派出所所長,在白昊被控制前幾天,成功向其索回200萬元放貸款,此後該所長竟在舉報聲中升職。而李鵬飛案中,債權人在向媒體舉報當地公安局領導參與放貸、並翻倍索回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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