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0日電／“搶紅包”一夜之間變成春節期間最火爆的全民遊戲，與其說是某家互聯網公司創意，不如說是老百姓樂意。
春時，淑和氣生，滋生萬物。
《京華時報》發表署名“黃恆”評論文章指出，中國春節，不同於聖誕節、開齋節或者贖罪日，沒有宗教色彩，遵循自然法則，本質是普通人的歡喜和他們對未來的憧憬，不需要權威解讀，怎麼過全靠約定俗成。煮餃子還是炒年糕，放鞭炮或者舞獅子，並無一定之規，只要能體驗平安與快樂。所以，春節，最不需要擔心來自民間自發的娛樂方式，更不必擔心那些新花樣。“搶紅包”就是一種民間自娛自樂的新花樣。
“搶紅包”一夜之間變成春節期間最火爆的全民遊戲，與其說是某家互聯網公司創意，不如說是老百姓樂意。顯而易見，“搶紅包”有三大優點。一是成本低，如今封給親戚家孩子的紅包都得500元起，大人們哪去找百十來塊就能換回的專注笑臉？二是無傷害，手指動一動，遠離黃賭毒，搶沒搶到圖個樂子而已，既不會出意外炸傷肢體，也不會讓PM2.5爆表；三是解放了春晚，沒那麼多人無聊吐槽，也省得主創人員感慨眾口難調，雖然關注度被降低，但當一桌飯菜和一台晚會都成為“搶紅包”必不可少的場景，它們的存在，何嘗不是有了新的意義？
站在互聯網運營的角度看，“搶紅包”注定會成為春節的“新常態”，因為它完美地解決了一個將線上娛樂與線下生活結合起來的問題。有了產品和適合使用的場景，也就有了把豬吹起來的大風，當然還有巨大到恐怖的商業利益作為動力。站在傳統媒體的角度看，令人驚詫的互動數據至少說明一件事，媒體融合的“新形態”，絕不是將電視台內容搬到互聯網上那麼簡單，而是要想方設法，讓傳統媒體成為人們互聯網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從更加廣闊的視界觀察，“搶紅包”的新形態甚至擁有更深遠的文化意義。就像32年前春節聯歡晚會開啟了中國進入電視時代的大門，“搶紅包”意味著這個國家正式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烙印進一步加深。1983年至今，全家看春晚之所以會成為中國人符號性的行為，甚至今年春節登上紐約時報廣場的大屏幕，是因為那時開始的工業化社會逐步對中國人傳統的宗族和家庭關係造成破壞，春晚起到了平衡與療傷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科技和社會文化的發展演變，春晚所起的作用正在減少，其影響力也已經減弱，而“搶紅包”的出現，則為人們找到了新的平衡點——作為個體，他們與家人坐在一起看同樣的節目，卻能夠和四面八方的朋友圈共同關注另一件事。
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和喜愛“搶紅包”，但趨勢就是趨勢，它的形成無須征得每個人的同意。這就像微信群裡冒出來的紅包，您不去搶也沒有關係，反正幾秒鐘之後，它就被瓜分了，再點進去，只有“對不起，您來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