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認同和大陸認同這種二元對立、衝突的價值觀的形成，台灣人的大陸觀的建構，是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在當前社會現實層面，由於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如預期，馬英九和國民黨執政不被認可，藍綠矛盾、族群矛盾、社會矛盾、階層矛盾被凸顯出來，治亂變社亂，社亂變民怨，民怨變民意。在綠營的推波助瀾、炒作和誤導之下，全球性問題引發的民粹主義和“台獨”意識抬頭，台灣社會的焦慮感、危機感、相對剝奪感、不平衡心理被激發，情緒化、非理性的因素發酵，社會歸因和認同機制變得紊亂而極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僅國民黨被興師問罪、藍營“九合一”選舉大敗，而且台灣社會的內部問題延燒至兩岸關係，將責任外化，大陸和兩岸關係變成替罪羊，“恐中”、“懼中”甚至“反中”情緒泛濫。綠營人士、不滿執政者、反體制者，吹響了反國民黨、反兩岸關係的集結號，用輿論和選票宣洩心中不滿，變成“反對者”的狂歡節。因此，台灣公民社會力量、第三勢力、年輕世代和網絡社會所組成的新勢力究竟是出於真正的公平正義還是私利？是白色力量還是灰色力量？恐怕有公心，也有私心；有白色，更有灰色；有真為22k請願的，也有別有用心者；有真民主追求者，也有劉喬安的“賣酒民主”；有勵志青年，也有陳為廷這樣的“有色青年”、問題青年。這些謊言的錯誤歸因、合謀的欺騙何時才能被識破？
在民調操作的技術層面，以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為代表的台灣研究機構和一些媒體在做民調時，把台灣和大陸作對立分割式的調查方式、引導式的提問方式、問題的提問順序，都在有意無意地引導、誤導和系統自我強化著島內民眾二元對立認同結構的形成，主觀或客觀地製造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對立。正如旺旺中時傳媒集團和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所做的《台灣人國族認同——2013年調研年鑒》（1-4頁）中所提，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做民調時，隱含著要受訪者就台灣人VS中國人兩者作對立分割式的選擇，現實的反應下，台灣人的認同比例必然高過中國人（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活在台灣，認同自己為台灣人是天經地義的自然反映），因此就將調查結果定調為台灣人只有極少數認同於中國人之結果，可能與事實更有差距。但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結果及其他類似的調查佐證，已成為海內外各界所廣泛引用的論據，變成事實和真相，鮮有質疑。
在文化層面，如許紀霖（“亞細亞孤兒的迷惘”，《讀書》2014年10月第3-12頁）所分析，縱觀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中原士大夫文化、閩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與近代白話新文化如走馬燈般輪番上場，讓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變得撲朔迷離，但是閩南庶民文化（地方化的中華文化認同）最頑強，它強化著台灣的本土意識和台灣主體意識。當“去中國化”用本土小文化傳統抗拒歷史和現實之中所真實存在的中華大文化時，當對抗性的思維主導台灣主體意識時，其歷史與文化的真實內涵容易被掏空，剩下的只是抵抗的堅定與勇敢。
在歷史層面，兩蔣時代為鞏固統治和反攻大陸，在台灣長期進行反共宣傳，妖魔化共產黨和大陸政權。兩岸長期的對抗和隔閡造成彼此之間的不友好和不信任。
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層面，美國推行全球霸權和文化霸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從來沒有真正放棄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有放棄冷戰思維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台灣置身於全球大格局、大背景中，世界政治格局和地緣政治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影響都很大，台灣是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和攫取國家利益的前哨，是反華、仇華勢力與大陸對抗、角逐和交鋒的前沿陣地，處在風口浪尖上。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把台灣美化為亞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燈塔，以對抗中國大陸，而台灣社會確實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很大。台灣人的台灣觀和大陸觀都是在西方主流價值觀場域影響下形成的，是西方化、美國化的。與一些西方國家的偏見一致，台灣被塑造成自由、民主、人權、先進、文明的形象，而大陸被扭曲為專制、獨裁、落後的形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台灣民眾中支持維持現狀的大部分人和支持獨立的人實際上支持的是想象中、建構出來的西方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並非真實的台灣。他們反對的也並非真實的大陸。
在思想政治宣傳和教育層面，李登輝、陳水扁和民進黨搞“台獨”運動和“去中國化”教育，對統獨議題和族群矛盾進行政治操弄，使民粹運動與民主運動合流，本土的民粹運動轉化為“台獨”的政治訴求和社會訴求，青年的國族意識淡薄，社會的“台獨”意識增強。“台獨”勢力的政治操縱影響了民眾的政治認同，部分改變了民意。
因此，今日台灣的認同問題不是簡單的“台獨”問題，它既有社會現實和技術操作因素，又有歷史文化和國際因素，是台灣的歷史文化遭遇和悲情受害意識，兩蔣時代的仇共、反共宣傳，世界大格局下的兩岸社會疏離（意識形態、制度差異和兩岸的對抗、隔絕），綠營的“台獨”實踐和政治操作，不滿執政者、反體制者的錯誤歸因“五流合一”的結果。
正本清源：找回屬於兩岸的國家認同框架
台灣的統獨意識和認同問題出在，把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內涵從國家認同剝離，並將對大中國的國家認同窄化為大陸認同，製造美化的台灣認同與醜化的大陸認同之間的價值衝突和對立。與此同時，竭盡所能地使台灣意識異化、扭曲、轉化成“台獨”意識。
要解決統獨意識的異化問題和“台獨”問題，必須認清本質和問題，進行價值觀和認同的再造。首先要改變島內民眾對大陸的錯誤印象、觀念和意識，使其認識到台灣的發展和未來前途繫於大陸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在此基礎上，釐清、明確中國國家認同的內涵，重新塑造正確的國家認同，回到包含中華民族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內涵的三位一體的國家認同。要改變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歷史文化教育的撥亂反正是必要條件。
國家認同的強化還要進行兩岸整合，建構共同價值（高鵬：“須重新審視台灣統獨民意——從島內學界民意策略研究談起”，《中國評論》2014年9月號），建立多元包容的共同價值觀和大中國國家認同。大中國國家認同是包括大陸制度體系和台灣制度體系在內的兩岸制度體系和認同，兩種制度體系不是非此即彼的競爭性、敵對性關係，而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動態的、指向未來的、共同形塑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大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屬於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是可以共享的，是機遇而不是挑戰，是動力而不是壓力，是長久的而不是權宜的，是兩岸共同的未來和希望。
今後兩岸的統一也不是簡單的大陸吃掉台灣，更不能理解成專制、落後、不民主統一民主、自由，大陸也是民主、自由、人權的，而且可以預期，這些會做得越來越好。兩個社會其實並無本質差別，兩岸的統一將是兩種社會制度模式的融合，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台灣不能再“自轉”了，也不能圍繞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公轉”，而應該與大陸結成命運共同體，圍繞兩岸新的前途、國家的將來、中華民族的未來尋找出路和光明前景，同轉共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3月號，總第2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