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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次中日韓外交高官磋商，三方團長在會前握手。 |
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近年來受挫的中日韓合作機制開始復甦。3月11日第10次中日韓高官會在首爾召開，以及3月下旬外長會即將舉行。借由中日韓關係的暫時性回暖，不論年內能夠實現首腦會議，都應該促使三國外交決策部門重新考慮中日韓合作的可行性模式。特別是考慮到中日韓關係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或許可以著手推行中日韓合作的“弱政治化”嘗試。
從政治意願層面來看，中日韓三國在政治安全領域的低互動度可能長期持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日韓合作就此陷入“不可為”的境地。
近年來中日韓學者習慣于以“政冷經熱”來概括三國關係的現狀和症結，實則未必準確。三國關係發展至今日，其外延已經遠遠超越了政治和經濟兩個維度。比如，三國還召開了空氣汙染政策對話會。該項機制的成立設想源於中國的霧霾汙染，由韓國在2013年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上提案並達成一致意見，隨後于2014年3月正式建立。類似領域的對話和合作，由於不具備外交防務領域的高敏感性，可以列入“低政治合作”的範疇。
中日韓三國下一步或許應聯合探索政治僵局下的合作路線和可行方案，其切入口就是在“弱政治化”方針下做文章。作者愚見，“弱政治化”方針可以從兩條脈絡逐步加以布局和執行。首先，拓展和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與外交防務等傳統安全領域的言多於行相比，環境、防災、反恐、核安全、食品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更為務實。歐盟一體化經驗揭示了經濟和低政治領域合作對於政治安全合作的溢出效應。在東亞，雖然溢出效應能否成行尚存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對於三國政府間的互信構建能夠產生正面效果。其次，應致力于改變當前中日韓政府間對話合作機制與民間相對脫節的現狀。三國在各領域的合作，往往僅僅局限於政府層面，缺乏企業、公民社會團體等民間社會力量的參與和跟進。因此三國的“弱政治化”合作還應引入官民協力和官產協力等良性互動，比如，三國可以考慮設立“中日韓合作基金”，由三國政府投入基本金並廣泛吸收企業和社會團體捐款，用于支持三國合作的研究和項目開展等等。
當然，不論政治合作還是弱政治合作，都需要以三國合作的進一步制度化建設為前提。從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實踐的角度來說，多邊外交都不等同于雙邊外交的簡單疊加。具體到東北亞區域，如何清晰定位中日韓合作的多邊性，規避雙邊爭議的衝擊，成為三國合作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關鍵。同時，三國已于2011年在首爾成立三國合作的常設機構——中日韓合作秘書處。長遠來看，秘書處的定位不應該僅限於協調，應探索其職能強化，應發揮三國合作的發起者、組織者、研究者的多重角色作用。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張暮輝是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生、原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政治項目官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