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4日電／隨著八項規定出台和反腐敗的不斷深入，公務員離職的話題頻頻見諸媒體。“公務員離職潮只聞樓梯響，說得很多、真走的很少”“機關內部人員談公務員辭職潮：動搖的多走的少”……諸多以“離職潮”為報道對象的新聞，結果往往反證了公務員群體的凝固化和穩定性。
光明日報刊登署名“劉白”的評論文章表示，4月12日，《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援引了智聯招聘近期發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稱，自今年2月25日至其後的三周時間內，全國範圍內有超過1萬多名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通過該網站投遞出求職簡歷，跟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達34%。但記者選取了湖北、上海、廣東三地公務員採訪，結果卻是“真正會放棄公務員工作的比例可謂微乎其微”。
常有人將此次公務員離職傾向和八九十年代公務員下海潮相比，但這二者背後的社會氣候實有太大不同。前者產生於中國改革開放第一輪成果的收割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現出了巨大的優勢，自由競爭精神空前高漲，社會轉型出現更多的可能性，普通人的自我預期也隨之多元化。與之相較，在今天，自由競爭已經轉化為了在既定利益格局下分配資源的狀態，很多曾經的階層上升渠道已經萎縮，公務員通道在有限的選項中更顯出分量。
這種社會結構的強化，意味著公務員在離職前不得不對社會大環境進行具體的評估。比如，民營企業、私人企業是否會有穩定的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以及以其為基礎的穩定的職業預期；再比如，在企業或社會組織工作會不會遇到剛性體制框架的束縛和削擦，與主管部門打交道的難度有多大，自己能否適應這種由“甲方”到“乙方”的心理角色的轉變？常識看來，在公權部門工作過的人，更會體會到政府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實際控制感，也更不容易對上述問題作出樂觀判斷。
更何況，在中西部廣大的二三線城市，社會既沒有重商傳統，也未得改革開放的風氣之先，就業平台更為狹窄，政府主導社會生活、社交生活的特征更為明顯。在這裡生活，進入公務員隊伍仍是重要的上升通道。基層公務員任務重、收入低的狀態經常成為媒體話題，但即便如此，這支隊伍仍比一線城市穩定，原因就在於他們並非如輿論所常常推斷的，因“既得利益者”身份而留戀體制，而是因為這是一條非常好的發展渠道。
所以只要在“大政府”的社會裡，只要和其想契合的文化心理仍在，公務員大規模離職的情況就很難出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