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7日電／從本質上說，任何國際制度的誕生都是全球經濟發展變化的產物。二戰後以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框架的全球治理體系曾運行良好，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加入。但是，這一體系逐漸出現分化，1999年以來WTO部長級會議多次失敗反映出窮國和富國公然分化，結果是國際體系受損、區域主義縱橫交錯。2008年金融危機後，尤其是近兩年，美國經濟復甦與歐洲停滯形成發達國家間的分化。亞投行獲得眾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支持，應該是世界經濟分化所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制度體系，亞投行是順應時代的產物。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談及美國對亞投行的態度時說：“我們搞砸了。”她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擱置，中國與其他國家表示失望，而美國誤判了其他國家想要加入亞投行的意圖。奧爾布賴特承認了國際組織改革被遲遲拖延的現狀。與奧爾布賴特相反，奧巴馬和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對亞投行是否能保持管理和放貸業務上的“最高級別的國際水準”表示懷疑。可以想見，在亞投行組建運行的過程中，國際水準將成為美國指點亞投行的主要說辭。究竟該如何客觀看待所謂的“高級別的國際水準”？
首先應充分肯定亞投行的出現是發展中國家撬動當前國際制度體系的杠杆，是制度創新。奧巴馬所說的國際水準是舊時代的水準。日益分化的世界必然導致全球治理機制出現更多創新，美國“重返亞太”的自貿區談判也是一種適應體系變動的制度創新。中國倡導的亞投行激起如此漣漪，只因為這個創新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基因。
其次需防止“高級別國際水準”成為針對亞投行的制度壁壘。高水準總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是正向的激勵，也可能是反向的壁壘。亞投行吸引大批發達國家加入，大家搭上共同發展的列車，它們不應用所謂“高級別國際水準”拽亞投行的後腿。減少反向制度壁壘的好辦法是開放合作，相互包容，為到達終點共同努力，使列車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和標準。
第三要減少制度錯配，保證亞投行目標的實現。國際體系中制度錯配常常出現，以世界銀行為例，以減貧為目標的世界銀行同時採取股東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框架，既要考慮貸款供給的收益，也要考慮減貧的需要，這使世界銀行貸款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一定錯配。亞歐諸多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於有需求無供給的狀態。林毅夫教授曾提出大規模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他認為，這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可實現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贏的目標。亞投行業務定位於此，希望能減少錯配，實現共贏發展。
最後，要給制度創新過渡期。世界銀行、WTO這些國際組織具有七十餘年的歷史，其規則的建立是一個不斷積累、完善的過程。另一方面，適應規則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1995年WTO知識產權協定落實時，就給予了發展中國家更長的過渡期去適應新規則。亞投行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給予創新過渡期。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