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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學Spogli國際研究所Olivier Nomellini高級研究員、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中評社 王永雪攝） |
中評社北京4月22日電（記者 王永雪）由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辦的“國家治理與公司治理”學術活動昨日在清華大學舉行，斯坦福大學Spogli國際研究所Olivier Nomellini高級研究員、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美國政治制度的發展經驗對中國依法治國改革的借鑒意義”主題演講。他從國家能力、法治、問責角度分析政治體制，指出三種因素之間要均衡，只有達到平衡，經濟才能有效發展。此外，他也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指出的中國特殊性。中國形成了強大的國家能力，但法治和問責發展並不成熟。
福山表示，國家是產生權力和部署權力的機制，而要區別法治（rule of law）與用法律來治理（rule by law）之間的不同，用法律來治理是由主權實體制定法律，人民來遵從，這與法治不同。法治是政治理論，主權實體也應受到法律權力制衡，才是法治，也是有影響力的法律因素。而主權實體沒有受到法律治理的話，就不是法治；法律是對權力的一種約束，法治的根本在於限制權力，確保國家在用權力時，保證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存在。
關於權力問責，福山認為，政府需要響應全部人的需求，而不是統治者的需求。民主的過程在於平衡，需要各方平衡配合，國家能力、法治和問責三種因素之間要平衡。良好的政治體系必須是各方權力的平衡，權力機構沒有法律的約束，國家沒有約束的話，就會產生壟斷專制，破壞公民的自由生活。制衡權力，要有法治和問責體系。
福山表示，從全世界角度來看，國家的權力太多。很多國家有高度發達的國家機器，但文明並沒有跟上，法治和問責機制的發展也不成熟，國家比較軟弱。
中國創造了父權制度下的現代國家機器，權力由精英所有。現代國家希望能夠以非衝突的方式進行統治。中國文明的特點誕生於中國歷史中，包括重要國家文明的建立，儒家對學術的建立，君子文化的建立，以及統一的、民主教育的語言都在歷史時期就產生。福山認為，國家的建立創造了共同的國家文化，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努力、但很難建立中國這樣的文明，但中國在秦朝統一之前就已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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