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6日電／14日，哈爾濱鐵路公安局調查組通報了慶安槍擊案調查結果。調查報告認為，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法律和相關規定。在輿論的喧囂和上級有關部門的督促下，這一事件最終有了官方結論。
不過，事件並沒有因此而塵埃落定，有人對調查結論並不滿意，認為調查報告難以回應和消除所有質疑。其實，對於一個具體案件，主管部門只能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和事實作出調查結論，給出定性。如果考慮證據和事實外的因素，就難以保證結論的客觀。在公安部的敦促下，調查組調取了現場視頻資料，赴濟南、大連、伊春、齊齊哈爾等10餘個城市，走訪近100名旅客、群眾，找到60多名現場目擊證人，逐一進行核實，說明調查工作已遵循了應有的路徑和程序，在此基礎上作出的調查結論，應該是客觀的。在沒有新的相反的事實證據前，我們不能憑借個人偏見或者想像，就輕易否認其真實性。尤其是，調查組通過央視將現場視頻公布，也表明了“以事實說話”的態度。輿論可以各抒己見，卻要以事實為依據，避免臆測和妄斷。質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歡迎，但是毫無疑問，有價值的質疑不能脫離理性，不能沒有事實和證據基礎。
所謂的法治思維，不僅指司法機關在面臨具體案件時，要依法辦案，也意味著我們在面對案件爭議時，要有法治的理性。對於此案，警察開槍是否正當，是否有必要將徐純合擊斃，可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輿論對此的爭議，並不意味著調查結論的不可靠。當事人家屬和利害關係人若對結論有不同看法，可以依法向上級機關申請複查複核，也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控告。對於具體的事實爭議，還可以申請行政複議，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如果認為調查機關的事實證據有出入，還可以依法申請信息公開。
也就是說，在慶安槍擊案的爭議中，質疑應該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而非主觀判斷；如若對結論不滿意，亦可以依照相關的司法程序提出訴求。若置事實與證據於不顧，顯然有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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