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替考事件中，一個有意思的社會現實引發人們思考。據報道，某被替考者來自山東，其父在上海經商。按說，有錢運作替考的人，想必至少是在生意上小有成功之士。從山東到上海，從世代居住的農業縣到國際大都市，正常情況下，這樣的人應該已經完成了身份意義上的社會流動。並且，具有這樣身份的人，已經完全可以把這種身份傳遞給下一代。這就是說，據有這種身份的人，其下一代的社會流動渠道已經不止高考一路，不必以非法手段來謀取通過高考的身份轉換。
其實，誰都知道，在中國當下，一個山東人在上海經商，並不一定意味著其身份轉換的完成，其後代也仍然要通過“獨木橋”去謀取大都市的身份。這當然不是其以剝奪別人“過橋”機會為代價而“過橋”的理由，但這個現實，卻無異讓考試制度負載了更大的社會公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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