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只應是極為高壓和不合理制度下的最後抗爭手段，香港社會明顯沒有去到這樣的地步，而且有各種合法表達意見的途徑。佔領運動的學者大降公民抗命門檻，進行不必要的違法抗爭，還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容許行動損害其他市民的合法權利。激進分子沿這思路再走前一步，衍生出今天的暴力行為。
文過飾非 恐添流血風險
事態發展到今天，部分本來和平抗爭的青年，例如一些學生組織，行動日趨激進，與此同時，一些本來有暴力傾向的人，又從違法抗爭的論述中，找到合理化暴力破壞的藉口。暴力分子以今次政改為導火，日後還可以從眾多爭議大的社會議題中，找到堂皇藉口去遂其破壞欲。
為免這種風氣蔓延，動搖社會穩定，學者、政治人物和團體，特別是始作俑者戴耀廷和陳健民等，不要再為違法抗爭文過飾非，要積極促使社會回歸和平非暴力的合法抗爭傳統。當年本港百萬人上街，無人違法，無暴力事件，標誌港人的高質素，舉世矚目，港人引以為傲。
如果他們繼續諉過於“暴政”來合理化自己的違法抗爭行為，不肯認錯，任由本港抗議行動劣質化、暴力化，發展到出現流血衝突，恐怕道義上難辭其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