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2日電/隨著鐘啟章留下的債務鏈條崩解,如果繼續引發債權人破產等社會影響,則當地政府還不得不為這個“科級幹部”留下的爛攤子擦腚買單。而且,由於鐘啟章曾經的幹部身份,政府較之處理其他類似事件,還要額外搭上一筆或大或小的信譽損失。
媒體日前報道,身兼廣東惠東縣政府辦副主任和惠東縣珠三角產業轉移園管委會主任的鐘啟章,於今年3月攜合家老小11人神秘“失聯”,至今音信皆無。而在其消失的背影身後,是一度顯赫的鐘氏家族企業和無法償還的14億元巨額債務。
多家媒體的報道中,都著重突出了鐘啟章的“科級幹部”身份,或許意在營造“小官巨貪”式的強烈反差——“科級幹部欠債14億攜家跑路”,看上去確實是個極具吸睛效果的標題。
不過細讀相關報道後不難發現,這則新聞所呈現的事實,及所涉及的隱情,都和“小官巨貪”現象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應該澄清的是,雖然就官級而言,今天的科級幹部,比古時的“七品芝麻官”尚有不及,但就實權而言,其所能直接支配的資源,可能遠比古時的縣令更為龐大。即以鐘啟章而論,其不僅失聯前擔任惠東縣珠三角產業轉移園管委會主任這樣的實權職務,此前還曾在中國銀行惠東支行、惠東縣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辦等關鍵部門任職,如此“完整”的履歷,足以幫助他勾連政商兩界,且將各種資源在官商、公私之間自由騰挪。
多年來,鐘啟章以“科級幹部”身份暗中經商,並在當地形成相當影響,其一腳踏兩界的特殊身份,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目前的報道中,尚未披露鐘啟章是否存在直接利用職權獲取利益的貪腐行為,但他的官員身份卻成為特殊的信譽保證,使其在當地民間借貸市場中獲得了良好的信譽。即如他的某位債權人所言,無論鐘啟章直接借款,還是他為家族中其他人借款提供擔保,“官員”身份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至於當初的放貸人看中的究竟是鐘啟章身為官員的個人信用,還是他背後可以整合、調動的資源,那就只有他們自己才可以回答。
此外,民間借貸市場潛藏巨大風險,早已為輿論所公認,尤其隨著經濟景氣低迷,大量靠民間借貸維持運轉的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潛在風險陸續爆發,鐘啟章合家棄債出逃,只是無數類似事件中的一起而已。但恰是因為鐘啟章“科級幹部”的身份,使這起尋常事件,具備了絕不尋常的標本意義。身為政府官員,鐘啟章能夠“暗中”經營如此龐大甚至顯赫的企業,實在匪夷所思。不管鐘啟章穿上多少件馬甲,他對企業的實際控制都顯而易見,而當地政府部門不僅沒有及時制止其違規經商的行為,甚至在其失聯之前還批准了他的辭職申請,使其出逃成為可能。究竟何種原因讓當地政府部門如此遲鈍,公眾難免生出各種猜想。
鐘啟章的經營和借貸行為並不代表政府,對此,鐘啟章的債權人們自然心知肚明。因此,鐘啟章的債務不會變成政府的直接損失,但鐘啟章作為官員而能在政府部門眼皮下長期違規經商,卻必然讓人們對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及當地政商關係的狀況,產生深刻懷疑。同時,鐘啟章長期直接或間接地在當地民間借貸市場上縱橫捭闔,也讓人對當地民間借貸市場的混亂和當地政府對民間借貸市場的放縱、失控,出現不滿情緒。隨著鐘啟章留下的債務鏈條崩解,如果繼續引發債權人破產等社會影響,則當地政府還不得不為這個“科級幹部”留下的爛攤子擦腚買單。而且,由於鐘啟章曾經的幹部身份,政府較之處理其他類似事件,還要額外搭上一筆或大或小的信譽損失。
官員經商,既可能造成利益輸送,更潛藏著巨大的道德風險。因此,禁止官員經商必須成為不得逾越的紅線,鐘啟章的合家出逃,再次提示了對此嚴加管控的必要和迫切。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