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的具體方法除查閱和搜集檔案文獻資料、有關報刊資料及此前研究成果外，李忠傑透露，對一些特殊的重大事件，特別是重大慘案等，也同時進行社會調查，記錄證詞證言。
“有條件的，還進行必要的司法公證，如南京大屠殺、潘家峪慘案等，使這些調查都成為在法律上可以采信的證據。”李忠傑介紹。
整個調研工作，還有多項原則要求，李忠傑透露，包括不許追求任何高數字、高指標；不允許用“不計其數”、“無惡不作”這類抽象的形容詞來概括相關內容等。
2 調研有無困難？
走訪山東逾八成70歲以上老人
“如果在60年前、70年前就進行大規模調查，那會方便得多。”昨日，李忠傑坦承，當時雖做了一些調查，但沒做到底，不夠系統。
但李忠傑認為，即便調研時機再晚、有再多困難，也要做下去，為此，他們克服了大量困難。
例如，山東省通過省、市、縣一層層調研，走訪了全省80%以上70歲以上（即1937年全國性抗戰爆發以前出生）的老人，僅搜集證言證詞，就達79萬餘份。
但歷史已過去幾十年，有的見證人和知情人對死難者信息的記憶本身就不完整，而參與調查筆錄和名錄整理的人員多達數萬，對死難者信息各要素的規範和掌握，也難做到完全一致。
因此，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山東省百縣（市、區）抗日戰爭時期死難者名錄》編纂說明中透露，名錄編纂工作仍很複雜。
“比如說人的姓名，中國人的姓名有的是很正規的名字，有的是小名，有的是去世了，家裡沒人了，怎麼辦？”李忠傑也持類似觀點，他說，為此採取諸如讓村裡70歲以上的老人開會回憶某某家孩子如何死亡的方式，盡可能確保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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