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倡議，似乎讓馬政府早該積極推動卻一再拖延的重要題目，出現了可以及時拍板定案的曙光。過去討論如何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時候，常常出現一種迷思，以為五權分立再無空間設置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其實在三權分立的國家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空間甚低，不容易出現能夠發揮效能的獨立機關。反而是五權“憲法”的架構之中，原有“監察院”這樣一個現成的行政部門監督機關，很可以扮演國家人權委員會保障人權的角色。作為國家的、獨立的院級監察部門，其實本來就應該是個相當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機關。
平情而論，“監察院”雖然已成立工作編組性質的人權委員會，但是既不是個機關的編制，也距離巴黎原則的理想甚遠。在“監察院”歷來的工作表現上，人權保障的功能其實並不彰顯。此中的關鍵不僅在於組織功能定位，而在於人事的選擇。試問，如果有足夠具備人權保障背景的“監察委員”，今天的“監察院”不早就可以被人視做國家人權委員會了嗎？如能在組織及人事立法上做出適當調整，在“監察院”系統內由“監察委員”組成正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部會級機關，不必“修憲”即可實現，台灣懸宕多年欠缺專責人權機關的遺憾，應可迎刃而解。
應該打破的憲政盲點是，就設置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憲政條件而言，舉世恐無比台灣條件更成熟的國家！應該以國家人權專責機構成員自視的“監察委員”，既有調查權，又有彈劾權，也有擔負推動政府人員人權教育的能動性，只要委員們具備並發揮正確的人權意識，就可大幅提升行政部門對人權工作應有的重視。在人權事務上，台灣尤其應該要有成為兩岸中國人表率的眼光與識見。依照巴黎原則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個可以產生長期人權效益的政策，值得馬英九再加一把勁盡速求其實現。
距離馬英九任期結束已經不遠，“立法院”還餘有一個會期，只要放棄行政權本位的慣性思維，即使是大選在即，馬英九也可下定決心，朝野在這個可以凝聚共識的重要題目上合力施為，及時通過調整“監察院”組織立法，成立符合巴黎原則規格國家人權委員會，不是不可能的任務。至少應該在最近的期間內，透過“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將此早該推動的決策拍板，為專責的國家人權保障機構催生，實有厚望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