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從上海某郊區副處崗位離職的官員告訴記者，在“八項規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堅持不跟任何政府項目供應商吃飯，“處長級別的，一般對方會塞些（購物）卡來，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滿足他，還是不滿足他？所以乾脆不吃。”
這名前任副處長告訴記者，他過去一下班就“逃”，防著別人來約飯。據他說，自己在一年多前離任審計時，財務處沒有一張他在下屬單位報銷的發票。
另一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80後科級幹部告訴記者，“八項規定”與自己離職沒有關係，據他所知，他身邊那些像他一樣年資較淺的公務員，都不是因為“沒了灰色收入”而離職。
他們離職的原因主要是工資太低。“聽說社保馬上還會有所改革，會變相降低公務員收入。上海公務員收入其實比周邊的江蘇、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較高，很多人撐不下去”。這名科級幹部說，年輕些的公務員大多只是把“公務員”當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據他透露，他身邊離職的公務員朋友，大多去了企業，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財務公司，“跟我同齡的同學，不當公務員的，年收入幾十萬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辭職，則更多出於個人價值的追求，“待在那裡養老？我不願意”。
李朋原來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擔任軟件工程師，此前通過公開遴選機制進入公務員隊伍，一進單位就是副處。但在幹了七八年、升任正處後，他卻發現這份工作並沒多麼“好玩”，“主要是體現不出人生價值來。”
3年前，他遞交了辭呈，自己創業。這當時在區裡引起不小的轟動。但如今，他的紀錄或許即將被另一名副廳級幹部刷新，據說此人辭職後也將創業。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不論辭職公務員本人承認與否，反腐高壓確實對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和彈性空間進行了擠壓，“把他們（公務員）的後門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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