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6日電／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以非凡的膽略和堅定無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敵後，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開辟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將敵人後方變成抗日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在敵後戰場的日益發展壯大及其英勇作戰，給日本侵略者以越來越沉重的打擊，敵後戰場也由戰略上配合正面戰場作戰逐步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為支撐持久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開辟廣大敵後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
一、敵後戰場的開辟，奠定了中國抗戰兩個戰場的戰略格局，為迅速扭轉戰爭初期的不利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並存，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特點，兩個戰場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係。正面戰場在較長的歷史時間，特別是戰略防禦階段起著主戰場的作用，但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敵後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初，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企圖憑借強大的武力一舉滅亡中國。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在當時掌握著國家機器和全國絕大部分資源，國民黨軍隊在戰略防禦階段的對日作戰比較積極，擔負了抵抗日軍戰略進攻的主要任務，抗擊了侵華日軍的主要兵力，正面戰場成為這一階段中國抗戰的主戰場。但由於國民黨推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沒能給日軍以更有力的打擊，華北、華中、華南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戰局日益惡化。在此情況下，如何遲滯和阻止敵人的戰略進攻，穩定戰局，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單純依靠正面防禦，是很難阻止日軍進攻步伐的。而到敵後作戰，開辟敵後戰場，一方面可以收複一部分失地，縮小敵占區，威脅日軍後方安全，與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對日軍兩面夾擊的戰略態勢；另一方面，能夠發揮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與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繫、有開展游擊戰爭豐富經驗的優勢和特長，有利於在鉗制與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發展壯大人民抗日武裝，逐漸改變雙方的力量對比。這是擺脫戰略上的被動地位，爭取戰爭主動權的最佳方法。基於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做出了開辟敵後戰場的決定，並提出創造根據地、牽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和擴大自身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的基本任務。可以說，開辟敵後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基於對抗日戰爭特點、規律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而做出的戰略決策。根據這一戰略決策，抗日戰場出現了一道奇 特的景觀，即敵人向正面戰場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卻向敵後挺進。
太原失守後，八路軍在華北採取先山區後平原的戰略步驟，逐步向敵後展開，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在華中，新四軍展開於大江南北，初創了蘇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至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共進行戰役戰鬥1600餘次，殲敵5.4萬餘人，八路軍、新四軍也由改編時的5萬餘人發展到18萬餘人，敵後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這樣，中國共產黨就通過自身的努力，在敵後站穩了腳跟，並將敵人占領區變成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打擊敵人的新的戰場——敵後戰場。
敵後戰場的開辟，不僅直接給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分散和削弱了侵華日軍的力量，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而且迅速填補了因正面戰場作戰失利留下的空白，壓縮了敵占區的範圍，使日軍既無法實現“面”的占領，也不能在其占領區內“安享其成”，實現了變敵人後方為前線、變戰略上的內線為戰略上的外線、變戰略上的被包圍為戰略上的反包圍。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特殊形態，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是迫使日軍陷入兩面作戰局面，成為日軍在侵占武漢後被迫停止戰略進攻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這場戰爭就脫離了日軍追求的速決戰方向，進入了中國設定的持久戰軌道，並最終決定了中國抗戰的前途命運。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27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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