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對於人性、心態、人的智識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在探討窮二代官員是否更易腐敗的問題上,人們往往從心態、出身環境上加以分析,這未嘗不是探尋腐敗心理的一種路徑。但在公權力尚不能被普遍約束之下,窮二代官員較之貪腐官員的整體,其共性其實大大超過特性。此類分析看似另辟蹊徑,未嘗不含偏見。類似的對貧窮出身如鳳凰男等群體的限定分析,其實也流露出社會對於貧困認知的刻板和狹隘,不僅加大社會群體的分歧與隔閡,還可能掩蓋更多嚴肅問題。
有人說,貧窮的可怕,在於讓你無法選擇。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裡,個體選擇的多寡,不該只限定於個人的家庭和出身,更應置於社會的整體背景下來衡量,貧窮群體的選擇更是如此。社會底層人群,對自由遷徙、公平正義、公共保障等權利的需求,恰恰是最強烈的。當社會治理和政策的制定實施能展現出更多的包容性、開放性,也就能避免讓更多人陷入“無選擇”的絕境之中,規避絕對貧困的蔓延。
“貧窮”在當下愈發被關注,或許說明貧窮已日益被視為一個需要公共介入的不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社會整體在邁進豐裕社會的過程中,貧窮問題被泛化,社會的關注失焦,階層隔閡加劇,而遮蔽一些更重要的問題,這才是最可怕的精神貧困。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