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個公開透明的、更加細化的監督機制
山東省一位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落馬前兩天，王敏曾與一位山東籍知名作家吃飯。該作家後來感嘆說：“如果我是濟南市委書記，朋友的孩子來找我批地，我批不批？肯定批。朋友的孩子送我一張卡，表示感謝，我會不會收？應該會收。不管裡面是幾千塊，還是幾千萬。”
著名反腐作家、山西省原副省長張平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幸虧自己任副省長時分管的是教科文體這些缺錢的部門，“如果讓我主管那些權重錢多的部門，或者讓我做了市長、書記，說實話，我也不敢保證自己不走麥城。”
王明高說，不管是“貪一代”還是“貪二代”，背後都還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監督上又嚴重缺位的老問題。以湖南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為例：2008年6月23日，辦案人員找李大倫談話，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從縣委書記到市委書記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點頭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這樣的分量，反對我的人很少很少，除非你不要烏紗帽了。無論是紀委、檢察院，還是報社、電視台都不敢監督我，也監督不了我。”
王明高說，完善制度建設是反腐的根本所在。否則，不僅貪官永遠抓不完，“貪二代”、“貪三代”也會不斷出現。
事實上，為了規範官員子女、親屬的行為，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禁止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明文規定，公務員之間有夫妻關係、直系血親關係、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以及近姻親關係的，不得在同一機關擔任雙方直接隸屬於同一領導人員的職務或者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係的職務。
莊德水認為，現有的體制對官員子女配偶的經商辦企業行為，還是疏於監管，很多“貪二代”打著父母旗號，或直接利用父母影響來經商辦企業、謀取不正當利益者，仍然大有人在。
莊德水說，“官二代”有經商辦企業的權利，但是不能與父母的權力間產生不正當關係。“這是我們把握的一個底線。但是現在在官員子女辦企業方面的界限不清楚。對這些‘官二代’而言，什麼樣的經商範圍是可以的？這還需要一個公開的、更加細化的機制。”
為了從制度上進行反腐，近年來，王明高堅持呼籲通過徵收遺產稅和贈與稅，作為調節財富分配的經濟手段。“徵收遺產稅會提高腐敗的成本及腐敗行為暴露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