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此次東盟外長會聯合公報的涉南海問題內容並虛而空、老話新說式的官樣文章，而是一次比較認真和實質的立場反映，需要引起中方足夠警覺。
如果說在2009、2010年南海問題升溫以來的中國與東盟歷次高層接觸中，雙方都比較好地把握住了不讓分歧主導彼此關係的共同意願，那麼從2015年開始，消極變化的趨勢有了更多表現。有外媒評論說，長期以來中國對東盟十分超前、有力地使用了貿易和經濟合作工具，成功地把東盟拉近自己，但現在隨著南海問題的複雜化、中美關係的緊張化以及全球產業布局的重新調整，這一工具顯然不像過去那樣有效了，東盟對中國的恐懼感更多地反映在現實政策中。
形勢不容樂觀，中國落實“雙軌政策”、穩定南海局勢、深化與東盟合作關係的努力不可鬆懈，需要對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的南海政策做一個階段性的梳理、總結，在此基礎上做出富有現實意義的展望，進行適應新形勢新變化的調整和完善，爭取有一個更加系統和關聯的應對，一方面把來之不易、積極主動的海上維權勢頭保持下去，另一方面推動南海海上合作取得實質突破，否則，南海問題對中國與東盟總體關係成果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減分效應”將會越來越明顯。
回顧中國與東盟國家處理南海問題的歷史，應該說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話語優勢牢牢掌握在中國手裡。這段時間的起點是1997年4月在黃山舉行的第三次中國—東盟高官磋商，中國時任副外長唐家璇同東盟高官們就南海問題進行了超長時間的對話，打開了受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影響結下的疙瘩。之後，便是2000年中越簽署北部灣劃界協定，2002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同期中國與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越南在雙邊政治磋商中就建立信任、共同開發等達成一系列共識和諒解，甚至開展先期合作試點。
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增信釋疑的工作緊緊抓住鄧小平確定的“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堅持以符合現代海洋法制度和東方文化特質的方式，協商解決海洋爭端，取得良好效果，為進入21世紀後中國與東盟關係“黃金十年”的呈現和中國在亞洲影響力的拓展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今天的南海問題，無論是外部大環境還是內部小環境都在發生變化，最主要的變化已能看清。一是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美國打破過去的“中立”立場走上前台，率領少數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相抗衡，攪混一潭清水。二是中國增加了海上維權的積極主動意識，逐步取得了相對於南海周邊其他國家的強勢，這種注定遲早會發生的變化在東盟國家這個特殊敏感群體當中投下巨大心理陰影。他們自知無力扭轉乾坤，其中一些國家不乏倚強抗大和趁著中國未完成崛起之機在島礁、海洋爭端中最後“撈一票”的心理，但更多還是希望借助外交的力量綁定東盟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的軌跡，防止在地區事務中出現“脫繮野馬”。
美國從未在南海問題上真正“神隱”，就像其從未停止在南海海空域內針對中國的密集抵近偵察一樣。在加緊優化南海周邊軍事部署、以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保持足夠威懾和應變力的同時，美國開始搶奪南海問題的話語主導權。自200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河內東盟外長會上率部分東盟國家就南海問題向中方集體發難以來，美國試圖挾維護南海航行自由、質疑斷續線合法性以及反對以武力相脅迫這三大“神器”，通過2014年7月白宮、國務院高官就“凍結”南海緊張局勢提出各方不再奪取島礁與設立前哨站、不改變南海的地形地貌、不採取針對他國單邊行動的“三不建議”具體主張，再輔以個別東盟國家訴諸國際司法、“反對以大欺小”的表演，在國際上產生了相當大的迷惑性，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侵蝕著中國經過長期努力構築起的話語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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